东汉岑彭讨公孙述，在江州（重庆）兵分两路，遣臧宫行内水，自率主力行外水；刘备入成都，取道内水；东晋时，恒温平李势，取道外水；刘裕遣刘敬宣讨焦纵，刘敬宣先从外水进攻，不利，后刘裕再遣朱龄石攻焦纵，密赦朱龄石以疑兵从内水进攻，仍以主力从外水取成都，另遣臧熹从中水取广汉。
　　内、外水为重庆与成都之间的主要通道，内水涪江尤为重要。涪江中分益州，绵阳、合川分处其上、下游。绵阳即古涪城，居成都之北，入涪城即已夺成都之险。合川即古合州，三江汇集，“凭高据深，屹为险要”。蒙古蒙哥汗攻四川，即死此城之下。昔人保成都者，往往上戍涪城，下戍合州，以控涪水上下游。
　　川北门户则无如剑阁。四川与汉中之间的通道有二：金牛道和米仓道。金牛道最早为秦惠王伐蜀所开，其后，钟会攻蜀汉，西魏尉迟迥取梁益州，后唐郭崇韬伐蜀，北宋平后蜀，蒙古攻南宋，都曾由此进兵。金牛道北起陕西勉县，南至剑阁之大剑关口，中间越最高峰曰朝天岭。剑阁为其门户。
　　在剑阁县北二十五里有剑门山，亦曰大剑山，其东三十里有小剑山。两山相连，山势绝险，飞阁通衢，谓之剑阁。大小剑山延绵两百多里，峰峦联络，延亘如城，下有隘路，谓之剑门关。因其山峭壁中断，两崖相嵌，如门之辟，如剑之植，故名剑门。
　　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来形容剑门关之险绝无夸张。三国末，钟会率大军入汉中，南下阳平关，将趋剑阁；姜维从沓中疾速回兵退屯剑阁，列营守险，以拒钟会，钟会大军不能进。两晋时，巴氐人李特率关陇六郡流民就食巴蜀，李特见剑阁之险，感叹道：“刘禅有如此地，而面缚于人，岂非庸才耶！” [ 注：《晋书》卷一百二十 李特载记 ] 后来李特之子李雄割据益州，建立成汉。南北朝时，南北双方争益州，剑门关是其咽喉。北魏正始二年（505年），北魏大将邢峦攻取南朝萧梁之汉中，并南入剑阁，梁军退保涪城。邢峦上表魏主，请求增兵，乘胜取蜀，表中称：“蜀之所恃，惟在剑阁，今既克南安，已夺其险，据彼界内，三分已一。瞻望涪、益，旦夕可图。今若不取，后图便难。……又剑阁天险，得而弃之，良可惜矣。” [ 注：《魏书》卷六十五 邢峦传 ] 梁承圣二年（553年），西魏大将尉迟迥率军攻益州，梁将杨乾运以剑阁降魏，尉迟迥遂入剑阁，占领益州。五代时，后唐军攻孟知祥于益州，前锋入剑门关，破剑州，但以大军不继，退保剑门，孟知祥闻讯，急遣军赴剑州屯守，后唐军再次来攻，败还，孟知祥遂割据益州。后周王景攻后蜀，蜀主敛兵聚粮于剑门、白帝，为守御之备，王景亦不能克。到北宋时，王全斌统兵伐后蜀，兵至益光（今昭化），蜀军扼剑阁以御之，宋军不能进。后有降卒向王全斌进言：“益光江东越大山数重，有狭径名来苏，蜀人于江西置栅守之，对岸有渡，路出剑门南二十里，至青疆店，与官道合，由此进兵，则剑阁之险不足恃也。” [ 注：《宋史》列传卷十四 王全斌传 ] 王全斌采其议，遣奇兵循此路迂回至剑门之南，夹攻剑门，才破剑门关。明初傅友德不攻剑阁而出阴平故道，亦属避实击虚，绕开剑阁之险。
　　在剑阁南北，又有绵阳和广元夹峙剑门险要。广元为历史上的利州。自汉中由阳平关故道入蜀，遇到的第一道防护即为利州。由利州可西趋剑阁，也可向南迂回阆中而出剑阁之后。以受敌次序而论，实以利州为首险。守利州可以同时屏护剑阁和阆中两个方向。
　　绵阳为历史上的涪城、绵州，为剑阁以南、成都以北的重要据点。自剑阁、阴平两路趋成都，都必经涪城；且涪城扼涪江上游，控守自内水趋成都之路。诸葛亮死后，蒋琬主持蜀汉军事。蜀汉延熙四年（241年），蒋琬请自汉中徙屯涪城，说：“涪水陆四通，惟亟是应，若东北有虞，赴之不难，请徙屯涪。” [ 注：《三国志》卷四十四 蜀书 蒋琬传 ] 北魏邢峦、五代石敬塘攻蜀，前锋均已破剑门关，蜀军退守涪城，遂得以保蜀。邢峦在表请魏主增兵取蜀时说：“今王足前进，已逼涪城；脱得涪城，则益州便是成擒之物，但得之有早晚耳。且臣之算意，正欲先图涪城，以渐而进；若克涪城，便是中分益州之地，断水陆之冲，彼无援军，孤城自守，何能复持久哉！” [ 注：《魏书》卷六十五 邢峦传 ] 故守涪城，可以应接三路；涪城不守；则成都大势已去。
　　四川北面另有阴平道可通陇上。阴平道以地居岷山之东摩天岭之阴（北麓）而得名。由阴平（在今甘肃文县）而南，经龙安、江油至绵阳，可出成都之北。在阴平东南有桥跨白龙江上，即所谓阴平桥头。阴平道极险峻，平时惟樵猎可通。
　　蜀汉建兴七年（229年），诸葛亮北伐，平定阴平、武都，谓“全蜀之防，当在阴平”，因而置戍；后因“流马”小船发明，白龙江水运频繁，因而开发成为川、陇之间的一条通道。曹魏景元四年（263年），钟会、邓艾伐蜀时，屯田沓中的姜维闻讯提醒后主亟遣兵守护阴平桥头，后主却未在意。姜维迅速回军扼守剑阁，扼钟会大军于剑门之外。邓艾向司马昭请示从阴平道进兵：“今贼摧折，宜遂乘之，从阴平由邪径、经汉德阳亭，趣（趋）涪，出剑阁西百里，去成都三百余里。奇兵冲其腹心，剑阁之守必还赴涪，则（钟）会可方轨而进；剑阁之军不还，则应涪之兵寡矣。军志有之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虚，破之必矣。” [ 注：《三国志》卷二十八 邓艾传 ] 司马昭从之。邓艾遂自阴平行无人之地七百里，出剑阁姜维军后，先登至江油，击破涪城、绵竹，进逼成都。刘禅震惊，自缚出降。
　　自邓艾以后，阴平遂成为取蜀之一捷径，据蜀者亦多注重对阴平道的防御。五代时，石敬塘攻两川，西川帅孟知祥一面遣军争剑阁，一面派军趋龙州（今龙安），扼守要害，以备阴平故道；石敬塘果然遣军欲从阴平道进兵，因西川兵有备，败还。明初傅友德伐蜀，扬言出金牛道，而潜引大军循邓艾阴平故道而趋成都。


历史上，几次南北对峙都以北方统一南方而终结。北方能统一南方，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对四川上游的经营。
　　南北对峙时，四川对于南方的意义有过于北方。诚如顾炎武所论：“蜀居天下之上游。昔之立国于南者，必先失蜀，而后危仆从之。蜀为一国，而不合于中原，则犹可以安。孙吴之于汉、东晋之于李雄是也。蜀合于中原，而并天下之力，资上流之势以为我敌，则危。王浚自巴丘东下、刘整谋取蜀以窥宋是也。故守先蜀。若辑蜀之人，因其富，出兵秦、凤、泾、陇之间，以撼天下不难，故战先蜀。” [ 注：《亭林文集》卷六 形势论 ]
　　三国时期，魏、蜀、吴虽曰三足鼎立，但鼎立之势的形成，实赖孙刘两家结成联盟以共同维系长江上下游之势。孙权袭荆州后急于与刘备和好，诸葛亮主政后也设法修复孙、刘联盟，都是出于这种考虑。是后，蜀汉的北伐与孙吴的北伐东西呼应，从东西两个方向牵制和分散了曹魏的力量，二国北伐功虽不就，但对三国鼎立局面的维系无疑还是功不可没。待魏灭蜀，控制四川上游，吴只得增戍荆州，甚至一度迁都武昌（今鄂州），以应付上游“受敌二境”的不利形势。随着名将陆氏父子的谢世，孙吴上游的形势极其不利。如羊祜所言“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巴、汉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虽有智者不能为吴谋矣。” [ 注：《资治通鉴》卷八十 晋纪二 ]
　　东晋南朝时期，桓温和刘裕分别以平李势和焦纵而收复四川，使长江上游获得屏护。西晋末年，四川即为巴氐人李特所据，李氏所建成汉政权一直延续到东晋。晋永和元年（345年），桓温出任荆州刺史，江夏相袁乔建议恒温伐蜀：“今为天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虽险固，比胡为弱，将欲除之，宜先其易者。蜀地富饶，户口繁庶，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夏，若得而有之，国家之大利也。” [ 注：《资治通鉴》卷九十七 晋纪十九 ] 桓温遂率军伐蜀，收复益州。
　　苻坚伐晋之战的前夕，前秦已攻占汉中、益州和襄阳，准备从益州、荆襄、江淮三路伐晋，东晋上游防线面临巨大压力；东晋负责上游防御的桓冲试图以反攻襄阳和益州来破坏前秦的攻势准备，但未获成功。淝水之战后，前秦瓦解，桓冲趁势收复益州。
　　东晋末年，益州又为焦纵所割据。刘裕先后遣刘敬宜、朱龄石两度统兵入川，才收复益州，保障了江南形势的完整。此后，南北双方在梁益一带互有攻伐，但得失不常。“侯景之乱”后，西魏宇文泰趁梁萧绎、萧纪兄弟内乱，认为“取益制梁，在兹一举。”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五 梁纪二十一 ] 遣军攻取梁朝益州及荆襄之地，南方遂渐趋不利，连维系偏安之局都岌岌可危。
　　南宋与金对峙，南宋主要依靠川陕－荆襄－江淮一线形成“常山蛇势”，以四川与陕西相表里，共同维系上游之势。四川既为东南上游屏障，又为甘陕前线的后盾。这种态势一直持续到了南宋与蒙古对峙的时期。蒙古窝阔台汗时期对四川的大举进攻曾使两川残破，南宋实赖名将余玠守蜀有方，才保住上游根本未被动摇。到了蒙哥汗时期，蒙哥意识到欲破南宋江防体系，必须从上游着手，遂亲自统兵攻四川，甚至不惜亲临合州钓鱼城下，指挥攻城，结果中炮石重伤身亡。蒙古军因大汗身亡而撤回北方，南宋才得以继续偏安江南。
　　四川若是为一个单独的割据政权所控制，东南的压力相对还要轻一些。但是，作为长江上游的四川与作为黄河上游的关中靠得如此紧密，而四川与东南相距遥远，中间又隔三峡险要，联系脆弱，以至四川地区出现的任何机会都很难不被北方所利用。南北朝时，北魏邢峦攻取梁州后，上表请略益州，说：“扬州、成都，相去万里，陆途既绝，惟资水路，水军西上，非周年不达。外无军援，一可图也。” [ 注：《北史》卷四十三 邢峦传 ] 即是看到了立足东南的政权在四川的不利形势。
　　因此，尽管四川居长江上游，对于东南意义重大，但在南北双方对四川的争夺中，以北方成功者居多。通常，北方在四川的成功便是南方覆亡的开始。这就是顾炎武所说的“昔之立国于南者，必先失蜀，而后危仆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