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石即今之采石矶，隔江与横江渡相对，其地突向江心，有比较好的渡江码头，是古代长江易渡之处。秦始皇巡视东南，即由此处渡江。孙策略取江东，也由此处渡江；后遂建为重镇。西晋灭吴之战中，吴丞相张悌率军至采石，渡江迎战晋军，兵败，晋上游诸军遂长驱直入，直抵建业。晋永嘉元年（307年），陈敏据建业起兵，晋扬州刺史刘机由历阳渡江讨之。东晋咸和三午（327年），苏峻据历阳起兵，率军自横江渡江取采石，东逼建康。咸康元年（335年），后赵石虎率军南下，游骑至历阳，东晋急增戍采石、芜湖、慈湖以备之。梁太清二年（548年），侯景起兵叛梁，自寿阳趋历阳，历阳太守庄铁以城降，并建议侯景说：“宜乘此际速趣建康，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为备，内外小安，遣羸兵千人，直据采石，大王虽有精甲百万，不能济矣。”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一 梁纪十七 ] 侯景遂自横江渡采石，袭据姑孰，东下建康；先是，临川太守陈昕启凑梁主：“采石急须重镇，王质水军轻弱，恐不能济。”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一 梁纪十七 ] 隋灭陈，韩擒虎兵出庐州，由横江济采石，陷姑孰，从右翼包围建康；此前，陈将樊毅提醒陈主说：“水口、采石，俱是要地，各须锐兵五千、金翅二百，缘江上下，以为防备。”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六 陈纪十 ] 北宋开宝八年（975年），曹彬率军伐南唐，在采石大败南唐守军，占领采石，然后在采石架设浮桥，接应江北的宋军，宋军遂长驱直入，如履平地。南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南侵，也试图从采石渡江，被虞允文击败。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袭取和州，准备进击江南，大军渡横江，夺占采石，遂据集庆（今南京），开创大明基业。
　　京口与采石虽同扼长江渡口，但在唐以前，采石的重要性有过于京口。采石附近，江面较窄，京口一带，江面较宽，且京口以北，河湖密布，北骑驱驰不易；采石以北，隔淮西而直面中原，敌骑驱驰，容易抵达。北骑南来，趋采石较趋京口为易。故前人有言：“古来江南有事，从采石渡者十之九，从京口渡者十之一。”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九 江南一 ] 另外，采石除去扼长江渡口外，还与姑孰、东梁山一道起着阻遏上游来敌。屏护建康的作用。唐以后，形势稍有变化，一方面由于泥沙冲积，瓜洲一带江面稍稍变窄，另一方面，随着大运河的开凿和政治重心的东移，这里是运河与长江、北方政治重心与南方经济重心联系的衔接地带，因而地位有所上升。
　　姑孰即今之当涂，地处建康上游，控御采石和东梁山二处险要，翼蔽建康。东晋南朝侨立豫州（或南豫州）于此，号为南州，与北府京口、西府历阳一道拱卫建康。顾祖禹称姑孰“控据江山，密迩畿邑，自上游来者，则梁山当其要害；自横江渡者，则采石扼其咽喉。金陵有事，姑孰为必争之地。”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七 江南九 ] 东晋初，王敦专擅朝政，自上游移镇姑孰；桓氏以荆州上游东逼建康，恒温、桓冲先后移豫州镇姑孰。刘宋元嘉末年，武陵王刘骏讨刘劭，兵至南州（即姑孰）而降者相属。因为，据姑孰即已夺梁山之险，撤掉了建康上游最后的屏障。梁山即东梁山，在姑孰西南三十里，挡建康上游陆路要冲。刘宋孝建元年（554年），刘义宣，臧质在上游起兵，东下建康，朝廷遣柳元景、王玄谟等将拒之，叛军兵至芜湖，臧质建议义宣说：“今若以万人取南州，则梁山中绝；万人缀梁山，则玄谟必不敢动；下官中流鼓棹，直趋石头，此上策也。” [ 注：《宋书》卷七十四 臧质传 ] 义宣未用，而尽锐攻梁山，为王玄谟等所败。齐永元元年（499年），陈显达据江州起兵，齐东昏侯遣将军胡松扼梁山以拒之。梁末，北齐萧轨与梁降将徐嗣徽等合兵攻梁山，陈霸先立栅扼梁山以拒之。梁山与采石共扼建康上游水陆两路，为建康上游最后的屏障。
　　与京口、采石二地隔江相对的是广陵和历阳，二地可谓两淮根本。北骑南下，自淮东来者，最终必趋广陵；自淮西来者，最终必趋历阳。南方有事北方，二地则是南方人力、物力的集结地，广陵足以策应山阳、盱眙，历阳足以策应钟离、寿春。
　　

　盱眙为淮东一方重镇。盱眙在秦末一度是楚怀王的都城。东晋时，羌人姚襄在淮南击破殷浩之军，进屯盱眙，晋廷不能制。东晋太元三年（378年），前秦将领俱难等攻陷盱眙，直到淝水之战后，东晋才收复盱眙；义熙年间，晋廷置盱眙为郡，刘宋时因之。刘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伐失败时，盱眙太守沈璞以盱眙地处冲要，乃缮城浚隍，积材谷，储矢石，为城守之备；北魏南进时，淮河一带郡县守宰多弃城逃走，沈璞坚守盱眙；辅国将军臧质军溃后，亦率余部入盱眙，二人合力坚守盱眙，魏主拓跋焘自瓜步北撤途中，亲自指挥强攻盱眙三十余日而未能破城，只得烧攻城器具而走，显示出盱眙在淮东地区确为一方重镇。北魏退去后不久，刘义隆即以其弟刘义恭为南兖州刺史、骠骑将军，都督十三州诸军事，移镇盱眙，以重振江淮地区残破的防御体系。次年，刘宋撒南兖州并入南徐州，另置淮南都督，驻盱眙，开创屯田，应接远近。
　　彭城为淮北根本。彭城附近众水汇集。泗水从彭城附近流过。泗水向西北上溯，开巨野泽可入黄河，南流途中又汇纳汴水、雎？水等河流。隋以前，汴水在彭城附近汇入泗水。刘裕灭后秦之后南归，舟师自渭入河，又开汴渠，自河入汴，遂归彭城。雎？水则在邳州（今邳县）附近汇入泗水，雎？水入泗水之口曰雎？清口。沈攸之攻彭城不利，即败于雎？清口。
　　彭城可说是四战之地，为历代兵家所必争。彭城在楚汉之际曾为西楚霸王项羽之都。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之际，徐州乃纷争之地，陶谦、刘备、吕布、曹操都曾力争徐州。孙权一度也想攻取徐州，但吕蒙以徐州“地势陆通，骁骑所骋”，且地近许洛，虽攻取之，日后曹操也必全力来争，不如袭取荆州，全据长江。 [ 注：《资治通鉴》卷六十三 汉纪五十五 ]
　　南北对峙形势下彭城的地位更加重要。在江淮防线的几个层次中，长江翼蔽江南，淮南翼蔽长江，淮北翼蔽淮南。而在淮北地区，实以彭城为其根本。彭城地近中原，又介南北之间，水陆交通便利，可为战守之资。苏轼论彭城地位曰：“徐州为南北襟要，京东诸郡邑安危所寄也。其地三面被山，独其西平川数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开关延敌，真若从屋上建瓴水也。”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九 江南十一 ]
　　东晋隆安三年（399年），北魏灭后燕，后燕慕容德率余部南走，谋先据一方，作为根据地，部下张华建议攻取彭城，尚书潘聪则力陈彭城乃晋之重镇，争之不易，他说：“彭城土广人稀，平夷无险，且晋之旧镇，未易可取，又密迩江淮，夏秋多水，乘舟而战者，吴人之所长，我之所短也。不如取广固而据之。”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一 晋纪三十三 ] 潘聪是看到了彭城对于东晋的意义，才得出“未易可取”的结论。刘裕和刘义隆都曾以彭城作为北伐的基地。刘裕北伐后秦，即以彭城为其前进基地；刘裕以北伐之功先后进爵宋公、宋王，彭城是其封地的都城。刘宋元嘉北伐，彭城也是作为北伐的前进基地。元嘉七年北伐时，长沙王刘义欣出镇彭城，为众军声援；元嘉二十七年北伐前夕，王玄谟为彭城太守，进策经略中原，上表曰：“彭城要兼水陆，请以皇子抚临州事。”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五 宋纪七 ] 刘义隆遂以第三子刘骏为徐州刺史，镇彭城，为北伐作准备。在这次北伐失败后，刘骏与江夏王刘义恭坚守彭城，北魏南下，未敢轻攻彭城。
　　刘宋泰始年间的内乱中，宋明帝缮后不当，致使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降北魏。刘宋试图夺回彭城而未遂。此后，北魏积极经营彭城，作为南逼江淮的一个基地。北魏初据彭城，主将尉元上表请经营彭城：“彭城贼之要蕃，不有积粟强守，不可以固，若储粮广戍，虽刘彧师徒悉动，不敢窥觎淮北之地，此自然之势也。” [ 注：《魏书》卷五十 尉元传 ] 北魏太和四年，北魏徐州刺史薛虎子上表：“国家欲取江东，先须积谷彭城。切惟在镇之兵，不减数万，资粮之绢，人十二匹，用度无准，未及代下，不免饥寒，公私损费。今徐州良田十万余顷，水陆肥沃，清、汴通流，足以灌溉，若以兵绢市牛，可得万头，兴置屯田，一岁之中，且给官食。半兵芸殖，余兵屯戍，且耕且守，不妨捍边。一年之收，过于十倍之绢，暂时之耕，足充数载之食，于后兵资皆贮公库，五稔之后，谷帛俱溢，非止戍卒丰饱，亦有吞敌之势。”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五 齐纪一 ] 到陈代时，吴明彻趁北周与北齐相争之机北伐，收复淮南，并试图进争淮北，收复彭城，但他在围攻彭城时，兵败被擒。南朝经略淮北的最后一次机会也失去了。

　　唐代藩镇割据时，淄青节度使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桥（今安徽宿县北符离集）、涡口，一时南北漕运之路断绝，江淮进奉船千余艘泊涡口不敢进。李泌建议唐德宗说：“江淮漕运，以甬桥为咽喉，若失徐州，是失江淮也。国用何从而至！宜急建重镇于徐州，使运路常通，则江淮安也。” [ 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九 江南十一 ]
　　邳州（今邳县）可谓对徐州地位的一种补充。邳州也在淮泗水运线上，北近齐鲁，南蔽江淮，为南北水陆交通的一大要冲。从淮安自泗口入泗水，逆泗水而上，至邳州，自邳州向西北沿泗水上行可至彭城而趋中原；自邳州向东北，正对沂水河谷，可趋山东。邳州与淮安俱为淮北与淮南的重要衔接点。南方争淮北、北方争淮南，都必争邳州。刘裕北伐南燕，舟师自淮入泗，至下邳（今邳县）后，留船舰步行而进；灭南燕后，又欲“留镇下邳，经营司、雍”；卢循东下建康，刘裕还师，兵至下邳，以船载辎重，自率精锐步骑归建康。刘宋泰始年间，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降北魏。北魏尉元经营彭城，曾上表请经略下邳、淮阳等地以挫宋军：“若宋人向彭城，必由清泗过宿预，历下邳；趋青州，路亦由下邳入沂水，经东安，此数者皆宋人用师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预、镇淮阳、戍东安，则青、冀诸镇可不攻自克。” [ 注：《魏书》卷五十 尉元传 ] 沈攸之沿泗水北进，试图收复彭城，在下邳附近的清雎？口被北魏击败，淮北诸州遂不可复问。陈趁北方内乱遣吴明彻北伐，下邳一带又成为争夺的要点。五代初，淮南割据，抗衡中原，邳、徐一带控淮泗之路，为南北争夺的要点。朱温以争邳、徐而阻杨行密，后周则以取邳、徐而逼南唐。
　　这是东南地区江淮防御体系的大致情况。大体说来，可以分为几个层次：长江一线可作为一个层次，在这一线上有京口、广陵、姑孰、历阳等重镇，守护江南；长江至淮河之间可作为一个层次，在这一区域内有寿阳、钟离、山阳、盱眙等重镇，守护淮南；淮河至黄河之间又可作为一个层次，在这一区域内有彭城、邳州等军事重镇，守护淮北。
　　这几个层次基本上显示出了南北双方随着势力消长而表现出的攻守形势。南方强盛时，可以前出淮河以北，进取中原；南方衰弱时，则往往退守长江，消极防守；南北双方势均力敌时，则往往以淮河一线为对抗的前沿。

三 南方的北伐 　　（一）北伐的政治问题
　　从东晋南朝到南宋，南北对峙形势下的东南政权，举行过多次北伐。如祖逖北伐（320年）、褚裒北伐（349年）、殷浩北伐（353年）、恒温北伐（354年、356年、369年）、谢万北伐（359年）、谢玄北伐（384年）、刘裕北伐（400年、416年）、刘宋元嘉北伐（430年、450年、452年）。萧衍北伐（505年）、吴明彻北伐（573年、577年）、南宋张浚北伐（1136年）、岳飞北伐（1140年）、端平北伐（1234年）等等。从这些频繁发起的北伐中，可以折射出一些政治上的问题。
　　对于南北对峙形势下的东南政权而言，北伐总是一面旗帜，一面可以用以收拾人心、整合南方社会的旗帜。
　　东南政权既然大多是乔迁政权，他们在北方少数民族占领北方地区之后，大都能整合南方社会，统一江南半壁江山。在他们整合南方社会的过程中，北伐、收复中原通常是其收拾人心的一面旗帜。
　　东晋、南宋南迁之初，北方为少数民族所占，中原板荡，百姓流离，人无定志。南迁的政权要收拾局面，稳定人心，凭的是中原文化的保全者和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正朔所在这么一个身份。但他们又都是在一种特殊的背景下收拾局面的。东晋、南宋南迁之前，西晋、北宋政权都是被北方少数民族政权覆灭。东晋的建立者司马睿、南宋的建立者赵构都是以宗室藩王的身份重建社稷的。这就是说，南迁到东南的政权并不是中原政权的原班迁移。这样，新建立的政权要出来整合被冲击得支离破碎的社会结构、社会秩序，对于自己的政权作为“正朔”和中原文化的保全者这么一个身份尤须加以强调。
　　这时，北伐中原、收复旧疆便可以作为一面非常有用的旗帜。这面旗帜可以显示出自己所建立的政权与中原政权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一点对于维系人心、整合内部意义重大。也就是说，此时打出北伐中原的旗号，对于江南政权内部政治上的意义甚至有过于北伐本身的意义。
　　的确，北伐中原，驱逐胡人，收复旧疆，重返故土，对于振奋社会人心是很有号召力的，这也是北伐可以利用的一项精神资源。王导在渡江士人们新亭对泣之时“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 [ 注：《晋书》卷六十五 王导传 ] 之语，何等感励人心！岳飞“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壮言，又是何等慷慨激昂！
　　但在历史上，南北对峙形势下的东南政权发起的北伐虽多，真正彻底、真正成功的北伐却很少。如果北伐仅仅只是作为收拾人心、整合社会的一面旗帜的话，那么，社会整合的程度反过来也会影响北伐本身成就的取得。只有一个整合得比较成功的社会中才能凝聚出比较强大的力量；相反，社会整合不够的话，就凝聚不出强大的社会力量，也就无法有成功的和比较彻底意义上的北伐。
　　东晋前期，皇权旁落，门阀政治比较典型。王、庾、桓、谢等大族先后执掌朝政，几个主要的大族相互牵制，又相互维系，从而使这种政出多门的局面得以维持。这种局面妨碍了封建统治秩序的全面建立；也妨碍江南社会的全面整合，所以，东晋前期的北伐如祖逖、褚裒、殷浩、谢万、谢玄北伐时，南方社会整合程度远远不够，牵制北伐的因素很多，因此未能取得大的成就。
　　祖逖北伐，晋廷并未给予实质性的支持。而当祖逖刚刚在河南打下基础，晋廷即派戴渊前往节制。祖逖想到自己“已翦荆棘，收河南地，而（戴）渊雍容，一旦来统之，意甚怏怏；又闻王敦与刘（隗）、刁（协）构隙，将有内难，知大功不遂，感激发病。” [ 注：《资治通鉴》卷九十一 晋纪十三 ] 不久病死，北伐事业前功尽弃。 褚裒北伐，“朝野皆以为中原指期可复”，而光禄大夫蔡谟则“独调所亲曰：'胡灭诚为大庆，然恐更贻朝廷之忧。'” [ 注：《资治通鉴》卷九十八 晋纪二十 ] 当时各方的意图及彼此矛盾非三言两语所能透析，但上述史实已足可显示褚裒北伐并没得到江东社会的广泛支持。
　　有时，北伐甚至成了门阀大族权力斗争的一个工具。如殷浩北伐就是这样的。殷浩北伐在很大程度上是晋廷为了抑制恒温北伐的动议。而且，殷浩北伐时，出身江左第一高门的王羲之就曾遗书殷浩说：“今军破于外，资竭于内，保淮之志，非所复及。莫若还保长江，督将各复旧镇。自长江以外，羁靡而已。” [ 注：《资治通鉴》卷九十九 晋纪二十一 ] 对于北伐也并不赞成。殷浩北伐失败后，桓温趁机反击，从而将北伐的资格据为己有，同时也将东晋的军政大权握于己手。
　　桓温北伐应该说是取得了一定的影响。但桓温北伐的用意，并不全在收复北方。他兵临灞上却不采王猛之议径攻长安，进抵枋头而不采郗超之议直趋邺城，从此中似可窥见他虽专兵在外却意在建康的枭雄心态。正是这种枭雄心态妨碍了他北伐成就的进一步取得。桓温长期专擅上游，遥制朝廷，虽王、谢大族亦无法予以裁制。
　　谢玄北伐时，正趁淝水之战后南方空前高涨的士气和北方纷乱的局面，本应取得较大的成就；但此时，谢安正以刚建不世之功而受司马氏的猜忌，谢玄请求自屯彭城以便“内藩朝廷”的建议甚至都不被朝议所允。


　　刘家的北伐均以失败告终，还招致北魏的大举反击，尤其是元嘉二十七年的那次北伐，北魏反攻河南之后，大举南进，兵临瓜步，饮马长江。刘宋国力大损。
　　南宋端平北伐收复三京之战几乎是重演了一次刘宋元嘉北伐收复河南之战。蒙古为灭金，遣使联宋攻金。宋、蒙联军于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灭掉金国。根据协议，河南陈、蔡东南之地属南宋，陈、蔡西北之地属蒙古。开始南来对于这次联蒙攻金还比较慎重，灭金之后，宋军即马上撤还，增戍江汉地区，以防蒙古南侵。但此后形势的变化改变了南宋君臣的初衷。蒙古灭金之后，置一汉人为河南道总管，统领河南，蒙古大军则于当年盛夏到来之前空河南而去，往北方温凉之地避暑，辽阔的中原几成军事真空。这一局面使得南宋君臣顿起侥幸之心。淮东安抚使赵范等人建议“乘时抚定中原，守河据关，收复三京（开封、洛阳、商邱）” [ 注：《宋史纪事本末》卷九十二 三京之复 ] 宋理宗和右承相兼枢密使郑清之都力赞此议。宋军遂在战争准备并不充分的情况下于端平元年（1234年）六月进兵河南，占领汴京和洛阳。蒙古窝阔台汗闻讯，即命大将塔思率军南下。蒙古铁骑南下，宋军一触即溃，根本无法固守河南，迅速败退而归。和元嘉北伐一样糟糕的是，南宋的军事行动引发了蒙古军的大规模南侵。次年六月，蒙古军兵分三路大举南进。南宋两川、江淮及荆襄均被残破。幸赖孟珙、余玠等名将苦心经营，南宋才得以在东南继续偏安。
　　取得一定影响的北伐，都是从两翼的经营着手。如恒温北伐取得一定影响的都是自荆、襄出兵：桓温先自江陵，经襄阳、入武关，进抵灞上，震动三辅；后又自江陵北进，出伊水，击败姚襄，迫降周成，收复旧都洛阳。岳飞北伐也是自荆襄出兵。岳飞自襄阳北进，相继收复颖昌、郑州、洛阳等地，乘胜进至汴京附近的朱仙镇，准备渡河收复河北。
　　自东南发起的北伐，在布势上能体现出对东南地理形势作整体经营的最典型的战例是刘裕北伐后秦之战。刘裕在东晋义熙五年（409年）北伐南燕，使山东回到东晋的版图，确保了淮泗水道的安全；又在义熙八年（412年）派朱龄石统兵入蜀，平定焦纵，使四川回到东晋的版图，确保了荆襄上游的安全，并将荆襄经营为日后北伐的一个前进基地。在国内，他镇压了卢循起义，消火了刘毅、诸葛长民、司马休之等反对势力。东晋政局稳定，事权归一。
　　义熙十二年（416年）八月，刘裕趁后秦国主姚兴死后诸子内讧的有利时机北伐后秦。其进攻部署大致分三个方向：淮河、山东和荆襄。淮河正面，王镇恶、檀道济率步军自寿山向许、洛方向进攻，沈林子、刘遵考率水军溯汴水西进，作为后继；荆襄方面北上之军分为两路：朱超石、胡藩率军从南侧进攻洛阳，沈田子、傅弘之率军一部趋武关，作牵制性作战；山东方面，王仲德督前锋诸军由彭城溯泗水，开巨野泽入黄河；刘裕自统大军待水路开通后，由泗水入黄河，再沿黄河西进。（见图2－3－3）
　　这次作战，布局宏大，几个方向的进攻配合起来，足以撑开全局。自荆襄北上的朱超石、胡藩有力地配合了对洛阳的进攻；沈田子、傅弘之则率先自武关攻入关中，牵制大部秦军，有力地配合了潼关正面的进攻。山东方向，王仲德开巨野泽，打通由泗水入黄河的交通线路，是晋军主力通行之路，也是晋军粮草装备的运输线；另外，刘裕主力入河后，针对北魏在黄河北岸屯兵十万的严峻形势，马上在山东置立北青州，以向弥为北青州刺史，镇守碻磝（今山东东阿西北），掩护由泗入河之路，且监视魏军行动，保证后方的安全。由于刘裕处置得当，攻后秦之战遂得以顺利展开。这次北伐，一举收复了关中和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
　　明初朱元璋北伐则是自东南发起的北伐中惟一彻底、惟一成功的北伐，也开创了以东南为基础统一天下的先例。
　　元朝统治暴虐，在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冲击下早已摇摇欲坠。朱元璋在扫平南方群雄、统一长江中下游地区之后，即举兵北伐元朝。（见图2－3－4）


　　在商议北伐方略时，将领们多主张直取大都（今北京），朱元璋说：“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悬师深入，不能即破，顿于坚城之下，馈饷不继，援兵四集，进不得战，退无所据，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枢。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既克其都，走行云中、九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矣。” [ 注：《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一 ]
　　朱元璋北伐前，以金陵为基础，西平陈友谅，控制荆襄上游；东灭张士诚，巩固三吴根本。控制荆襄，保障了对长江形势的控制；巩固三吴，保障了大后方的稳固。元朝在经历了刘福通起义的冲击后武备不振，它所倚重的统兵将领如盘据山西的扩廓帖木尔、拥兵关中的李思济、张良弼等却争权夺利，各谋保境割据，相互攻伐，不相统一。这正好给了朱元璋各个击破和直捣大都的机会。
　　元朝在失去对江淮以南地域的控制之后，正赖河南、山东作为南方藩篱，抵御明军北上。山东是大都的南面屏障，监控着南北水路运输的大动脉，在南北之间居于枢纽性地位，故宜先取之，以“撤其屏蔽”。元朝失山东即已等于门户大开，再无天然屏障以御明军。明军攻占山东后，还可以利用大运河的北段，顺流长驱。取河南则可保护北伐军的侧翼。至于攻取河南之后，止兵潼关而不攻关中，径攻河北而不攻山西，一方面正如朱元璋所分析的：“扩廓帖木尔、李思济、张思道皆百战之余，未肯遽下，急之则并力一隅，猝未易定，故出其不意，反旆而北，燕都既平，然后西征张、李，望绝势穷，可不战而克。” [ 注：《明史纪事本末》卷八 北伐中原 ] 另一方面也有地理大势上的原因。朱元璋北伐的目标在河北，攻关中会有漫长的侧翼暴露。刘裕伐后秦时即冒着后路被北魏切断的危险。明初盘据山西的扩廓帖木尔（即王保保）为元朝最能征惯战之将，所部亦为元军精锐，若攻山西则必旷日持久。北宋先攻山西北汉而后收幽云，结果屡攻北汉耗尽国家精锐，最终无力收复幽云十六州之地。朱元璋在取河南之后便径攻河北，倒很似刘宋时刘兴祖所言北伐方略。朱元璋的北伐构想符合当时的政治形势，也符合南北相争的地理形势。
　　明军北伐的作战经过基本上循着朱元璋既定的北伐方略展开。明军首先攻占山东，然后，向西旋转，攻取河南，西抵潼关，阻遏关中元军之东出。然后，进军河北，攻元大都。大都既下，再驱逐山西扩廓帖木尔，进军关陇、巴蜀，统一天下。

东汉岑彭讨公孙述，在江州（重庆）兵分两路，遣臧宫行内水，自率主力行外水；刘备入成都，取道内水；东晋时，恒温平李势，取道外水；刘裕遣刘敬宣讨焦纵，刘敬宣先从外水进攻，不利，后刘裕再遣朱龄石攻焦纵，密赦朱龄石以疑兵从内水进攻，仍以主力从外水取成都，另遣臧熹从中水取广汉。
　　内、外水为重庆与成都之间的主要通道，内水涪江尤为重要。涪江中分益州，绵阳、合川分处其上、下游。绵阳即古涪城，居成都之北，入涪城即已夺成都之险。合川即古合州，三江汇集，“凭高据深，屹为险要”。蒙古蒙哥汗攻四川，即死此城之下。昔人保成都者，往往上戍涪城，下戍合州，以控涪水上下游。
　　川北门户则无如剑阁。四川与汉中之间的通道有二：金牛道和米仓道。金牛道最早为秦惠王伐蜀所开，其后，钟会攻蜀汉，西魏尉迟迥取梁益州，后唐郭崇韬伐蜀，北宋平后蜀，蒙古攻南宋，都曾由此进兵。金牛道北起陕西勉县，南至剑阁之大剑关口，中间越最高峰曰朝天岭。剑阁为其门户。
　　在剑阁县北二十五里有剑门山，亦曰大剑山，其东三十里有小剑山。两山相连，山势绝险，飞阁通衢，谓之剑阁。大小剑山延绵两百多里，峰峦联络，延亘如城，下有隘路，谓之剑门关。因其山峭壁中断，两崖相嵌，如门之辟，如剑之植，故名剑门。
　　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来形容剑门关之险绝无夸张。三国末，钟会率大军入汉中，南下阳平关，将趋剑阁；姜维从沓中疾速回兵退屯剑阁，列营守险，以拒钟会，钟会大军不能进。两晋时，巴氐人李特率关陇六郡流民就食巴蜀，李特见剑阁之险，感叹道：“刘禅有如此地，而面缚于人，岂非庸才耶！” [ 注：《晋书》卷一百二十 李特载记 ] 后来李特之子李雄割据益州，建立成汉。南北朝时，南北双方争益州，剑门关是其咽喉。北魏正始二年（505年），北魏大将邢峦攻取南朝萧梁之汉中，并南入剑阁，梁军退保涪城。邢峦上表魏主，请求增兵，乘胜取蜀，表中称：“蜀之所恃，惟在剑阁，今既克南安，已夺其险，据彼界内，三分已一。瞻望涪、益，旦夕可图。今若不取，后图便难。……又剑阁天险，得而弃之，良可惜矣。” [ 注：《魏书》卷六十五 邢峦传 ] 梁承圣二年（553年），西魏大将尉迟迥率军攻益州，梁将杨乾运以剑阁降魏，尉迟迥遂入剑阁，占领益州。五代时，后唐军攻孟知祥于益州，前锋入剑门关，破剑州，但以大军不继，退保剑门，孟知祥闻讯，急遣军赴剑州屯守，后唐军再次来攻，败还，孟知祥遂割据益州。后周王景攻后蜀，蜀主敛兵聚粮于剑门、白帝，为守御之备，王景亦不能克。到北宋时，王全斌统兵伐后蜀，兵至益光（今昭化），蜀军扼剑阁以御之，宋军不能进。后有降卒向王全斌进言：“益光江东越大山数重，有狭径名来苏，蜀人于江西置栅守之，对岸有渡，路出剑门南二十里，至青疆店，与官道合，由此进兵，则剑阁之险不足恃也。” [ 注：《宋史》列传卷十四 王全斌传 ] 王全斌采其议，遣奇兵循此路迂回至剑门之南，夹攻剑门，才破剑门关。明初傅友德不攻剑阁而出阴平故道，亦属避实击虚，绕开剑阁之险。
　　在剑阁南北，又有绵阳和广元夹峙剑门险要。广元为历史上的利州。自汉中由阳平关故道入蜀，遇到的第一道防护即为利州。由利州可西趋剑阁，也可向南迂回阆中而出剑阁之后。以受敌次序而论，实以利州为首险。守利州可以同时屏护剑阁和阆中两个方向。
　　绵阳为历史上的涪城、绵州，为剑阁以南、成都以北的重要据点。自剑阁、阴平两路趋成都，都必经涪城；且涪城扼涪江上游，控守自内水趋成都之路。诸葛亮死后，蒋琬主持蜀汉军事。蜀汉延熙四年（241年），蒋琬请自汉中徙屯涪城，说：“涪水陆四通，惟亟是应，若东北有虞，赴之不难，请徙屯涪。” [ 注：《三国志》卷四十四 蜀书 蒋琬传 ] 北魏邢峦、五代石敬塘攻蜀，前锋均已破剑门关，蜀军退守涪城，遂得以保蜀。邢峦在表请魏主增兵取蜀时说：“今王足前进，已逼涪城；脱得涪城，则益州便是成擒之物，但得之有早晚耳。且臣之算意，正欲先图涪城，以渐而进；若克涪城，便是中分益州之地，断水陆之冲，彼无援军，孤城自守，何能复持久哉！” [ 注：《魏书》卷六十五 邢峦传 ] 故守涪城，可以应接三路；涪城不守；则成都大势已去。
　　

申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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