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复：【欢乐谷★开心快乐】和亲们一起开心

你担任公职这么多年，历经这么多职务，哪一个工作你觉得收获最大？为什么？

每一个工作被派去之前都很怕，但是真正做了都很愉快。我第一个主管单位是新闻局、第二个是驻美代表、第三个是经建会、第四个外交部、第五国民大会、第六监察院。我六个工作都喜欢，但你问我最有收获，我倒觉得是经建会，虽然我做得最短（约一年十个月），但我最喜欢，当时政府开放解严、自由化、法治化，所以公权力无法伸张，经建会有许多想做的事情，因为公权力无法伸张就无法做。

譬如说取缔地下公司、围厂抗争或者环保、劳工抗争，当时我有很大的挫折感。但经建会也是真正能做事的单位，我从美国回台北要进城，一到林口，车子就走不动了，整个高速公路变成停车场，台湾地小已经不可能再盖高速公路了，我以在美国读书经验，当时我就研究是否可以在高速公路最塞的地方采取双层高架，但台湾有地震、台风等，大家都劝我不要做，但我认为势在必行，后来经过可行性评估，于是就在台北汐止到五股设置双层高架，林口到台北这段交通因而纾解很多，这是我很满足的一桩事。

你的仕途顺利，其中是否也有家世的因素在里面�

先父对我绝对有帮助，但他对我的帮助不在于他为我做什么事，先父没有为我做过一件事，不过他给我身教，他从不言教、从不训我，我都是每天跟在他旁边看，他不是公务员，他是学术界的机关首长，他对公私的分际抓得非常紧，是公的他绝对不碰，这给我的影响是最深远的。所以我从事公职四十四年多，别人没有在这方面对我有一点批评，我完全要感谢我的先父。第二、先父一辈子作育英才，不论走到世界哪个角落，都有台大毕业生，一提起我就觉得很亲切，对我就很爱护，这是因为先父的关系，所以我父亲留给我的不是他有多少遗产，不在于他为我做什么，他从不干预我任何事情，我从美国念完书回来，在家里有六个月没有工作。

你父亲希望你当军人，结果你却从政，他会不会很失望�

我要讲老实话，我这个人胆子小，我连听到鞭炮声都心惊胆跳，所以我很早就跟父亲讲，我没办法如你的愿。我父亲也希望我能够读化学，因为他是个化学家，可是我真正受的是祖父（钱鸿业）的影响，选择外交工作。我的祖父五十岁就过世了，他是被日本人买凶手暗杀，最后的工作是上海特区地方法院代理院长，就是租界的司法首长。一九三七年发生八一三事变，中央政府（中华民国政府）迁到重庆，汪精卫在日本扶植下在上海成立伪政府，但管不到上海繁华地区，租界仍奉重庆政府为正朔，但日本政府要求先祖把法院交出来，先祖不从，就趁他下班时雇枪手把他杀了。

当时我只有五岁，亲眼看到先祖回来已经断气了，稍微懂事以后，我就想我祖父怎么会死？是日本人侵略我们。怎么会侵略？就是我们国家弱。国家怎么弱？就是满清以来一直弱。满清怎么会变弱？不懂国际情势嘛，所以有鸦片战争、二次天津条约割地赔款、治外法权等，都是满清政府昧于国际情势才会做出这些事情。所以我觉得一个国家要有力量，一定要把国际事务处理得好。所以我从念初中开始就决定将来一定要从事外交工作，一直没有变。

你主持对美外交时，希望台湾不要成为麻烦制造者，但现在民进党政府却反其道而行，你怎么看？

所以，我很了解，那时我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我得到蒋经国先生的同意，不能在美国做太多对敌斗争的工作，他同意后，我再提出不要「道消魔长，魔消道长」这样的观念，我们希望改善美国和我们的关系，至于美国和中共的关系如何，我们没有权讲话，也没有权影响。也就是说，我们变成美国的伙伴，而不是麻烦制造者，这是我整个的理念，这个理念到今天应该还是可以适用的。

金钱外交就是用钱去买外交，跟经济援助或财务援助要分开。譬如说一九四九年中华民国很穷，美国给我们援助了十五年，到一九六五年美援才结束，台湾经济才站起来，所以经济援助不是罪恶，而是国际间很好的事情，所以对于规规矩矩的经济援助我是支持的，但是我反对你是大官，我塞一些钱给你的做法，现在被抓出来的这些，我听说（我没有信息）都是对方提一个计划，譬如小学教育教科书，或让小朋友有玩具，这些都不错，都该做，但不该把支票开给政治人物。

江南案导致台美严重的互信危机，你当时如何与美方沟通？当时美方对台湾施压时，你如何面对�

处理江南命案，真像脱了一层皮。这件事发生在一九八四年十月，一开始我以为是中国大陆搞的，后来才知道跟我们有关系，这件事很严重�

喜欢你~因为你是周笔畅~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你一样，能占满我生活乃至内心的全部，爱你~笔笔~一生一世;

后来我们主动告诉美方，「一清项目」查出这件事是陈启礼和他下面的人做的，美国进一步发觉还有更高层次涉入，这时对我们的态度非常糟糕，美国国会抨击台湾恶意威胁美国公民，应该根据索拉兹决议案停止军售台湾，军售一停台湾就完了，这是头一个威胁。第二个威胁，美国跟台湾任何合作都要终止，在美国的工作人员也要大量减少，很多事都不能做了，这代表我那时做了的两年工作都白费了。我就给我的长官写了好几封信，每封信都是十几二十页，都是亲手写的，我的信很清楚，就是这个案子已经查出来了，我们一定要认真处理，不能够隐瞒，否则美方会更不信任我们，美国水门事件就是如此，我一再用水门事件提醒政府，要彻底调查，所以政府可以说完全照我的建议做，江南案对台湾伤害很大，但过了一个阶段就没有了，前后十个月，我们很认真处理所有的事情。后来更麻烦的是遗孀的赔偿问题，一直拖到一九九零年才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