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客先生在《南方周末》上撰文，《孔子不知“儒服”》，以孔子不知道什么是“儒服”，来讽刺当下一些人“衣冠情结”的可笑——你们搞汉服运动，推崇先师孔子，但是孔子自己都说，不知什么是儒服，对古代衣冠根本不感兴趣。看起来，这种讥讽是相当有力的。但是我却不得不指出，金陵客先生完全没有读懂《礼记· 儒行》的文意，把孔子的意思理解反了。
对于“孔子不知儒服”这个事情，我的一位朋友、儒生吴飞几年前就曾写过一篇短文，笔者不敢掠人之美，引述如下：
“只引用儒行原文，而忽略自康成以来的解释体系，这是对儒学道统的不尊重。郑注：言“不知儒服”，非哀公意不在于儒，乃今问其服。这个解释直到清孙希旦我都没见过异议。而某些人却偏偏要割裂夫子的深刻含义、功夫机锋，而囫囵吞枣地理解为夫子不知道儒服。”
既然谈到了传统原典的解读，那就值得深究其意。《礼记·儒行》的背景，是孔子在阔别鲁国多年后返回故乡，与鲁哀公的一篇对话。孔颖达疏：“哀公至孔子之家，见孔子衣服之异，疑其儒服，遂问‘儒行’，为孔子命席，方说儒行之事也。”目光短浅、只重外表的哀公其实对儒学并无兴趣，其发问语含讽刺：“夫子之服，就是人们所说的儒服吗？”孔子淡然而答：“我生于鲁国，穿逢掖之衣。长于宋国，戴章甫之冠。我听说，君子遍知今古之事，但依其乡之服，我不知什么是儒服”。“非哀公意不在于儒”，这是孔子语意的关键。孔颖达疏，“言此者，讥哀公意不在儒，欲侮笑其服，故以此言非之。”
哀公听后，渐生敬意，于是开始询问儒生德行方面的问题。孔子从所立、所行、所思、所言、所学、待人、交友、出仕、心境、态度、气质、容貌等方面讲解了儒家学子具备的品格。哀公大受震动，“闻此言也，言加信，行加义。终没吾世，不敢以儒为戏。”孔子所言，乃儒子修为的全面与中庸之道。而首先谈到的，恰恰正是要求儒子“衣冠中，动作慎”。孔子反对的是只重外在而忽视内在，绝非倡导不重衣冠礼仪。实际上，儒家从来都追求“礼仪其外”与“修为其内”的统一，讲究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只是同时强调“君子耻服其服而无其容，耻有其容而无其辞，耻有其辞而无其德，耻有其德而无其行”。
于是便不难理解，金陵客文中所举的《荀子·哀公》的意思了：“鲁哀公问舜冠于孔子，孔子不对。三问，不对。”哀公问他为何不答，孔子说，古代的君王，虽衣冠拙朴而行仁政，他们处理政事喜好生养而厌恶残杀。所以凤凰栖息在树林中，麒麟漫步在郊外，乌鹊的巢什么人都可以看。君主不问这些，而问舜戴的帽子，所以不回答。
如果不知华夏衣冠的知识，就很容易把“逢掖之衣”“章甫之冠”两相对立，以为是孔子入乡随俗，穿完全不同的衣服。逢掖，意为大袖，章甫，则是殷代的一种冠，故殷人遗民孔子并冠以章甫自。“逢掖”与“章甫”其实为华夏衣冠一体，“逢掖章甫”正是儒生之服的代名词。
要理解“丘不知儒服”，还需探究儒家“慎终追远”“服先王法服”的思维传统。吴飞说：“儒者，奉礼者也。故非先王法服不敢服。故唯曰法服、古服，不必儒服之称也，是以夫子可言‘不知’。先王之法服载于玉藻、周礼司服等篇，仪礼亦皆有以用之，故至今可得其详也。然则春秋礼崩，战国尚质，兼上陵下替，紫之夺朱，故时人服装多不合制（如齐桓好紫、楚王翠衣之类），独儒生端章甫，绅带笏。此亦无他，不法先王，不敢自安也。”
说孔子“对古代衣冠也不感兴趣”，我不知这一结论是如何得出的。不能不说，这一结论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缺乏起码的尊敬。吴飞说，学者即便不知古贤人之情怀，至少也当有现代自由主义意识。一些人对汉服运动的态度，既没有华夏的豁达，也没有现代的包容，真不知他们生于何时何地……没有包容便也罢了，可我疑惑的是，为了一个反对的结论，临时到传统文化典籍中去断章取义以用之，就为了证明“衣冠复兴的可笑”，若中国文化长此下去，最后会被曲解成什么样子呢？这伤害的不是一个民族的记忆、心性甚至是智商么？
媒体对于社会是有舆论引导作用，不管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其他体制国家，舆论从来就离不开监督和管理，但是中国有遇特殊的历史经历，在被运动打破思想体系后，中国传媒出现了空前的迷失方向，浮夸、投机充斥着每个角落，社会的稳定在人咬狗的宣传下，逐渐把所有人变成 咬狗的那个人，为什么现在官民对立这么严重，媒体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记得在在学广告的时候老师讲过一个案例
说的是美国纽约，打击犯罪分子，在当时已经恶臭了的城市打击犯罪分子是非常艰难的决定，但是，他们做了，我想你们绝对猜不到他们从那里开始着手结局这个事情，
他们不是针对贩毒集团和犯罪集团，而是从地铁，街角等公共场所，开始逐渐清理使其秩序化、清洁化，然后让所有人感觉到城市变化，反过来逐渐降低犯罪率。
中国正相反，通过对社会上个别事件的突出来带动中国的混乱，其媒体从业人员对现在的情况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们要把全中国的人都变成那个咬狗的单一属性的人。
其心可诛！
对于“孔子不知儒服”这个事情，我的一位朋友、儒生吴飞几年前就曾写过一篇短文，笔者不敢掠人之美，引述如下：
“只引用儒行原文，而忽略自康成以来的解释体系，这是对儒学道统的不尊重。郑注：言“不知儒服”，非哀公意不在于儒，乃今问其服。这个解释直到清孙希旦我都没见过异议。而某些人却偏偏要割裂夫子的深刻含义、功夫机锋，而囫囵吞枣地理解为夫子不知道儒服。”
既然谈到了传统原典的解读，那就值得深究其意。《礼记·儒行》的背景，是孔子在阔别鲁国多年后返回故乡，与鲁哀公的一篇对话。孔颖达疏：“哀公至孔子之家，见孔子衣服之异，疑其儒服，遂问‘儒行’，为孔子命席，方说儒行之事也。”目光短浅、只重外表的哀公其实对儒学并无兴趣，其发问语含讽刺：“夫子之服，就是人们所说的儒服吗？”孔子淡然而答：“我生于鲁国，穿逢掖之衣。长于宋国，戴章甫之冠。我听说，君子遍知今古之事，但依其乡之服，我不知什么是儒服”。“非哀公意不在于儒”，这是孔子语意的关键。孔颖达疏，“言此者，讥哀公意不在儒，欲侮笑其服，故以此言非之。”
哀公听后，渐生敬意，于是开始询问儒生德行方面的问题。孔子从所立、所行、所思、所言、所学、待人、交友、出仕、心境、态度、气质、容貌等方面讲解了儒家学子具备的品格。哀公大受震动，“闻此言也，言加信，行加义。终没吾世，不敢以儒为戏。”孔子所言，乃儒子修为的全面与中庸之道。而首先谈到的，恰恰正是要求儒子“衣冠中，动作慎”。孔子反对的是只重外在而忽视内在，绝非倡导不重衣冠礼仪。实际上，儒家从来都追求“礼仪其外”与“修为其内”的统一，讲究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只是同时强调“君子耻服其服而无其容，耻有其容而无其辞，耻有其辞而无其德，耻有其德而无其行”。
于是便不难理解，金陵客文中所举的《荀子·哀公》的意思了：“鲁哀公问舜冠于孔子，孔子不对。三问，不对。”哀公问他为何不答，孔子说，古代的君王，虽衣冠拙朴而行仁政，他们处理政事喜好生养而厌恶残杀。所以凤凰栖息在树林中，麒麟漫步在郊外，乌鹊的巢什么人都可以看。君主不问这些，而问舜戴的帽子，所以不回答。
如果不知华夏衣冠的知识，就很容易把“逢掖之衣”“章甫之冠”两相对立，以为是孔子入乡随俗，穿完全不同的衣服。逢掖，意为大袖，章甫，则是殷代的一种冠，故殷人遗民孔子并冠以章甫自。“逢掖”与“章甫”其实为华夏衣冠一体，“逢掖章甫”正是儒生之服的代名词。
要理解“丘不知儒服”，还需探究儒家“慎终追远”“服先王法服”的思维传统。吴飞说：“儒者，奉礼者也。故非先王法服不敢服。故唯曰法服、古服，不必儒服之称也，是以夫子可言‘不知’。先王之法服载于玉藻、周礼司服等篇，仪礼亦皆有以用之，故至今可得其详也。然则春秋礼崩，战国尚质，兼上陵下替，紫之夺朱，故时人服装多不合制（如齐桓好紫、楚王翠衣之类），独儒生端章甫，绅带笏。此亦无他，不法先王，不敢自安也。”
说孔子“对古代衣冠也不感兴趣”，我不知这一结论是如何得出的。不能不说，这一结论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缺乏起码的尊敬。吴飞说，学者即便不知古贤人之情怀，至少也当有现代自由主义意识。一些人对汉服运动的态度，既没有华夏的豁达，也没有现代的包容，真不知他们生于何时何地……没有包容便也罢了，可我疑惑的是，为了一个反对的结论，临时到传统文化典籍中去断章取义以用之，就为了证明“衣冠复兴的可笑”，若中国文化长此下去，最后会被曲解成什么样子呢？这伤害的不是一个民族的记忆、心性甚至是智商么？
媒体对于社会是有舆论引导作用，不管是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其他体制国家，舆论从来就离不开监督和管理，但是中国有遇特殊的历史经历，在被运动打破思想体系后，中国传媒出现了空前的迷失方向，浮夸、投机充斥着每个角落，社会的稳定在人咬狗的宣传下，逐渐把所有人变成 咬狗的那个人，为什么现在官民对立这么严重，媒体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记得在在学广告的时候老师讲过一个案例
说的是美国纽约，打击犯罪分子，在当时已经恶臭了的城市打击犯罪分子是非常艰难的决定，但是，他们做了，我想你们绝对猜不到他们从那里开始着手结局这个事情，
他们不是针对贩毒集团和犯罪集团，而是从地铁，街角等公共场所，开始逐渐清理使其秩序化、清洁化，然后让所有人感觉到城市变化，反过来逐渐降低犯罪率。
中国正相反，通过对社会上个别事件的突出来带动中国的混乱，其媒体从业人员对现在的情况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他们要把全中国的人都变成那个咬狗的单一属性的人。
其心可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