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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治维新的历史背景 


德川时代（1603—1867年）的日本是一个封建制的国家。在德川幕府统治的初期，日本仍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18世纪中叶起日本农村的自然经济开始向商品经济转化，并逐渐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

在德川时代，日本农业的发展虽然十分缓慢，但取得的成就还是比较显著的。耕地面积和农产品产量都有大幅度的增长。在此基础上，商业性农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经济作物的生产在农业中占的比重显著提高。特别是靠近大城市（大阪、京都等城市）的一些地区，棉花和其他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在19世纪上半期已超过稻米的种植面积。农村手工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并逐渐同农业分离。随着商业性农业和农村手工业在全国范围内的广泛发展，商品交换关系也日益频繁起来，并初步形成了以大阪为中心的全国市场。 

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开始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以商人为代表的商业资本直接控制生产，是日本资本主义因素产生的一条重要途径。以大阪附近的棉织业中心河内为例，在19世纪中期出现了许多经营“木棉寄屋”的包买主，他们收购农村手工业者的产品，再转售给大阪的棉布批发行。商业资本进一步控制生产的形式是“换棉”和“出机”。“换棉”即商人供给皮棉，由农村手工业者纺成纱或再织成布，商人按成品数量支付现款，或分给一部分产品作为工资。“出机”是指商人供给棉纱和织机，由手工业者在家里织成布匹，商人则按成品多少支付工资。后来，“出机”资本家便设立自己直接经营的手工工场，从贫苦农家招募“机织下女”即女工从事生产。幕末，由包买主直接控制生产从事资本主义家庭劳动的经营方式，已得到比较广泛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手工工场也陆续在制丝、丝织、棉织、陶瓷、酿酒、造纸等生产部门出现。在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一些生产部门，如浓尾、泉州地区的棉织业部门，工场手工业已开始占据统治地位。

19世纪中叶日本能够成功地进行一场资产阶级革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日本的封建制度异常僵化，缺乏自我调节的机制，统治等级的内部矛盾重重，从中分化出一支主张变革的力量——资产阶级化的下级武士，代替资产阶级充当了革命的领导者�

在德川时期，全体武士的年均收入为35石，下级武士的收入自然要比这个数字还低得多。从18世纪中期起，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将军和大名“皆感国用不足”，常采用削减甚至停发下级武士俸禄的手段来解决自己的财政困难。对门阀制早已怀有不满情绪的下级武士，由于经济地位的急剧恶化而“恨主如仇”。这就使武士等级内部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大批下级武士为生活所迫不得不从事手工业生产以维持生计。他们的实际阶级地位随之发生变化，逐步转化为同幕藩体制相对立的小商品生产者。另外，下级武士中经营商业或组织资本主义家庭劳动的也不乏其人；有的则以从富有的商人家族中间收容养子的方式出售自己的武士身份，或者是同富商通婚，甚至过继给他们作养子，来解救自己的经济困难。这就使他们同资产阶级发生了密切的联系，两者在经济利益上逐渐趋于一致。此外，还有一些下级武士改业为教师、医生等，补充了知识分子队伍。他们中间有些人就学于兰学家，接触了西方的资产阶级文化，并深受兰学家的朴素民主思想和富国强兵主张的影响，产生了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朦胧愿望。正是通过上述途径，部分下级武士的社会经济地位和世界观逐渐地向资产阶级方面转化，成为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言人。这就使日本能够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尚未成熟的条件下，成功地进行一场资产阶级革命。

就国际环境而言，明治维新是在日本面临沦为半殖民地的严重威胁下爆发的，这一外部条件催化了这场革命的提早发生。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培里率一支船队来到日本江卢湾的浦贺港，要求日本放弃锁国政策，同美国友好相处，缔结通商条约。在武力威胁下，幕府被迫接受了美国国书，答应在1年内给予答复。1854年2月培里再次率船队来到浦贺港。3月幕府被迫在神奈川同培里举行谈判，签订了《日美和好条约》。这是日本同外国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随后，英、俄、荷等国也先后援例同日本签订了类似的“和好条约”。1856年8月，美国任命的驻日本总领事来到下田，同幕府进行谈判。他利用英、法在中国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进行恫吓，终于迫使幕府于1857年6月签订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同年，英、法、俄、美也同日本缔结了通商条约。因为这些条约均签订于安政五年，通称“安政五国条约”。西方国家通过这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不仅迫使幕府同意开港通商，还取得如下特权：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同待遇、认定关税权、建立居留地权等等，使日本的国家主权遭到破坏。从1859年7月起，日本据约正式开港通商，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日本被迫开国的结果，进一步加剧了国内的各种矛盾，对革命的爆发起了催化作用。首先，幕府因屈服于西方殖民者的武力威胁而被迫开国，暴露出它的腐朽和虚弱。开国所带来的严重民族灾难与社会灾难，又使幕府成为众矢之的，陷于孤立，甚至在统治阶级内部也发生了严重分裂。这就使幕府已无法再按老样子统治下去。其次，开港通商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因而反封建的斗争空前高涨。

二、倒幕运动 


幕府在开国问题上屈辱和无能的表现，引发了早已不满幕府专制统治的强藩大名主要是西南外样大名的反幕活动。他们乘机抬出天皇，围绕缔结通商条约和因将军家定后嗣而引起的继承人问题对幕府施加压力，以图改革幕政、参与中央政权。于是，在封建统治阶级的上层发生了公开的对立。一些主张改革的志士和浪人，也标榜“尊王攘夷”，积极配合强藩大名进行反幕活动。但幕府竭力维护它的专制统治，拒绝实行任何让步。1858年7月，主持幕政的大老井伊直弼一意孤行，未经天皇批准便与美国签订通商条约，同意开港贸易。同时他还决定由血统最近的德川庆福继任将军（就任后改名家茂）。接着就在1859年10日（阴历）发动“安政大狱”，逮捕了从事反幕活动的志士百余人，将倒幕维新运动的先驱者吉田松阴等处死。主张幕政改革的一些公卿和大名也受到了处罚。为了替被害者复仇，水户和萨摩两藩的18名志士于1860年3月24日（阴历）在江户的樱田门外刺死了井伊直弼，给予幕府的专制统治以强烈的冲击。“安政大狱”和“樱田门之变”是幕府专制势力同反幕势力之间公开冲突的开端，从此斗争便日趋激化了。

在两种对立的“公武合体”运动交错展开的同时，以西南强藩的下级武士为主体、得到“豪农豪商”支持的尊王攘夷运动也迅速兴起。对领导这一运动的具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先进分子来说，尊王是借“王政复古”之名，行改革幕府专制制度之实；攘夷则已不是盲目的排外运动，而是为了反对列强的殖民侵略政策，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他们一方面通过尊攘派公卿三条实美等人把孝明天皇争取过来，并利用他的权威迫使将军同意在1863年5月10日（阴历）开始实行攘夷；另一方面又鼓动天皇“亲征攘夷”，企图借机发动政变，举兵讨幕。5月10日傍晚，长州藩的尊攘派率先实行攘夷，炮击了通过下关海峡的一艘美国商船，随后又炮击了法国和荷兰的军舰。但长州藩很快就遭到美、法两国军舰的报复。1864年9月英、美、法、荷4国组成联合舰队，再次炮击长州藩的下关（史称“下关战争”），长州藩惨败后宣告投降。

在下关战争、“八一八政变”和“禁门之变”中遭到的挫败，使长州藩尊攘派认识到，在与外国武力悬殊的情况下，实行攘夷是轻率无谋的；只有推翻幕府的反动统治，实行“开国进取”的方针，使日本真正富强起来，才能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为此，必须“联合草莽志士”，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并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倒幕阵线，以实现武力倒幕。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倒幕便取代攘夷成为尊攘派的首要战略目标，尊攘派也就开始转化为倒幕派了。

但是，萨长两藩的倒幕派并未因此而动摇。他们向京都集结兵力，于1867年12月9日（阴历）发动宫廷政变，以天皇名义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并正式成立设有总裁、议定和参与3种官职的新天皇政府。当晚新政府举行会议，决定让德川庆喜“辞官纳地”，即交出“兵马之权”和领地、领民。德川庆喜不甘心失败，立即奔赴大阪，纠集幕府军向京都进发，于1868年1月3—4日（阴历）同以萨长为主力的政府军在京都附近的鸟羽、伏见发生激战。幕府军失败后，德川喜庆由海上逃归江户。4月（阴历），政府军兵临江户城下，德川庆喜被迫开城投降。占领江户后，政府军继续征讨东北地方的叛乱诸藩，于10月初平定了这一地区。第二年3月又出兵北海道，在5月18日（阴历）攻下幕府残余势力固守的军事要塞五棱部。历时一年半的国内战争以政府军的全面胜利而结束，统治日本长达265年的德川幕府终于被彻底推翻，因这场战争发生在农历戊辰年，史称“戊辰战争”。

楼主辛苦�

是冰蓝♀哀伤辛苦了才对~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