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见过的最好的政府危机公关
　　一场四两拨千斤的危机公关，让地处中国西南一隅的会理县一时成为这个国家最受关注的地方之一。　　在6月26日之前，对于这个拥有46万人口的偏远县份来说，头等大事不过是承办一项拳击比赛，而最大牌的参与者是央视体育节目主持人韩乔生。 　　意外发生在当晚8时56分，一位网民在天涯论坛发帖称，登录四川省会理县政府网站时，看到一张领导视察的新闻图片，里面的三位当地官员好像是悬浮在一条新修马路的上方。　　“半升血吐出来了。”这位网民说，“这样的照片连我这个业余得不能再业余的都知道是PS(图片处理)的。”　　根据会理县委宣传部外宣办副主任张永志事后解释，真相是几名县领导视察工作后，随行负责拍照的宣传人员感觉背景不好看，便将三位领导的形象合成到了一条崭新的柏油马路上。　　这则令人啼笑皆非的新闻很快点燃了网民们“恶搞”的热情：平时仅有千余点击率的县政府网站当晚即告瘫痪，网民们找到原图， 开始“欢乐的”PS之旅。一夜之间，县长李宁一、副县长唐晓兵等三位领导的头像开始穿梭于阿富汗战场、侏罗纪公园、里约热内卢基督像的手臂等各种场景之中。在网友们的帮助下，三位领导甚至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将卸任的美国国防部长盖茨等人一起观看了美军突袭本·拉登住所的行动。　　在一片笑骂声中，几乎所有人都以为会理县从此将与“丑闻”二字相伴，“永世不得翻身”。　　转折却就此发生。　　第二天下午5时，会理县在其官方网站上挂出了《向网络媒体、各位网友致歉信》。20分钟后，天涯论坛出现相同的致歉信。晚上6时27分，会理县在新浪微博上开通官方微博进行道歉。　　几乎同一时间，一个ID为“会理县孙正东”的微博闯入公众视野，作为道歉信中“悬浮照”的制造者，“会理县孙正东”在贴出道歉信后，开始了与网友的轻松互动。　　他贴出了一系列会理当地的风景摄影图片，并风趣地表示：“感谢全国热心网友，让会理县领导有机会在短短的时间内免费‘周游世界’，‘旅行’归来后，领导已回到正常的工作轨道，也希望网友把关注的焦点，转移到会理这座古城上来，看看镜头下的美丽的会理吧，绝对没有PS哦。” 　　这条微博很快便获得了上万次的转发评论，而评论的主流声音也意外地从嘲笑变成了理解和宽容。　　“会理的领导给很多地方的领导上了一课。如果硬靠封锁，那就不是这样了。会理，曾经陌生的名字，这次记住了。”　　“伤得起！！好吧，回头查查会理在哪里。”　　“这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政府危机公关！竟然来自一个小小的县城。窍门其实简单：放下身段儿，诚恳一点儿。”　　……　　在这一舆论事件的众多关注者中，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史安斌的身份颇为特殊。作为危机传播研究专家，自2003年起，他便作为主讲教师之一，广泛参与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组织的政府危机传播或新闻发言人培训课程。　　“真实、真诚，第一时间发布。”史安斌说，“会理县的危机公关值得很多中国基层地方政府官员借鉴。”

政圞府形象的建立可以自上而下，但瓦解却常常是自下而上
　　无论从哪个角度观察，在当今中国，危圞机公圞关这门学科都似乎有成为显学的潜力。
　　从2003年非典时期为第一期全国新闻发圞言圞人培训班上课开始，史安斌几乎每年都要收到数十份来自各级地方政圞府的邀请函，请他到当地讲授“如何与舆圞论打交道”。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张圞志安和中国传媒大学危圞机管理研究所副所长杨懿也有相同的感受。张圞志安告诉记者，随着微博等新兴媒体的出现，近年来各级地方政圞府对危圞机公圞关的学习意识正迅速加强，仅在去年，他当时所供职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就收到了不下40份地方政圞府的授课邀请函。杨懿则表示他所接到的类似邀约“只多不少”，经常“一周内赶两三个场子”。
　　那么，会理县广受好评的危圞机公圞关理念，是否已经成为中国地方基层政圞府的普遍共识？
　　答圞案并不那么乐观。
　　距离第一次给官圞员们讲授这门课程已经8年，史安斌不无遗憾地表示，对于“突发事件爆发后如何面对舆圞论”这一问题，绝大多数基层政圞府官圞员仍然处在 “需要扫盲和洗圞脑”的阶段，会理县一例实属“非典型”。而张圞志安也认为，尽管足迹“踏遍了大江南北”，做的也只是“普及常识的工作”。
　　最大的分歧出现在对危圞机公圞关这一概念的理解上。
　　史安斌回忆，到一些基层政圞府部门授课，被问及最多的问题始终是：“史老师，怎么摆平记者啊？”“史老师，北圞京媒体的行情是多少，怎么搞定？”
　　“地圞方圞官圞员恐惧舆圞论，进而天然地觉得危圞机公圞关就是一种信息控圞制手段，把自己放在和民众的对立面。”张圞志安曾经亲眼目睹过这样一幕，一位讲课老师在台上说：“记者就是一条圞狗，饿了你就喂他，不听话了你就揍他，如果碰见想成名的你就拿名利诱圞惑他。”
　　“底下的官圞员们就使劲地拍巴掌。”张圞志安说。
　　“这些官圞员并不知道所谓的捂盖子恰恰是与危圞机公圞关背道而驰的道路。”杨懿告诉记者，在中国，政圞府危圞机公圞关意识的出现普遍被认为发生在2003年的非典时期。
　　“因为封圞锁SARS信息，政圞府形象受到严重的影响，但这也让政圞府意识到政务信息公开的必要性。从那以后，政圞府开始全面推广新闻发圞言圞人制圞度，修改保密法，制定信息公开条例。”史安斌说。
　　就在那一年的9月22日，北圞京顺义天竺镇的天龙宾馆大厅里排起了长队。来自教圞育圞部、国圞家环保总局、卫圞生圞部等66个部委的一百多名新闻发圞言圞人参加了为期5天的培训。
　　据张圞志安回忆，此后的5年时间里，国圞新圞办组圞织的新闻发圞言圞人培训工作“轰轰烈烈地开展”，省，市，县，县一级部门甚至部门内部的科室都被要求学习新闻发圞言圞人培训课程。
　　“表面上是公开，但实际上还是希望变相地控圞制舆圞论。”张圞志安笑言，走的地方多了，“见到的荒诞事也就多了”。
　　比如，突发事件发生后，一些基层政圞府的宣圞传官圞员会安排很多实习生冒充某某日报的记者，发布会开始后，往往记者还没有举手，领圞导便开始点名，甚至可以精确到“从右往左的第几排第几个”。
　　比如，一些地方的负圞面事件需要公开，但地方政圞府并不通过发布会的形式公开，而选择在当地党报上发一条消息，但是并不上网。一旦有媒体追责，这种“相当程度的不公开”便可以被当做公开。
　　“在当下中国，中圞央层面的危圞机公圞关意识已经相对成熟。”史安斌对此评论道，“真正的问题在基层。对一个国圞家而言，政圞府形象的建立或许可以自上而下，但瓦解却常常是自下而上。”

这个么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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