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一份贪官档案数据，亲属共同受贿的比例已达八成，群体型犯罪成为近年受贿犯罪主要形式。行贿受贿的手段越来越隐蔽，据统计，有60%的贿赂以“红包”、感谢费、过节费等名目出现。
因政丵府职能转变，政丵府工作人员权力越来越受到制约，单独作案风险大，只有官官勾结、官丵商勾结，权力的敛财功能才能充分发挥。因此，群体型犯罪成为近年受贿犯罪主要形式，这也是近6年北京局级干部群体型犯罪同比增长25%的主要原因。

当前中国的腐败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由收钱收物的“硬腐败”发展为接受各种服务、旅游出国等“好处”的“软腐败”；由个人捞钱的“小腐败”上升为集体福利、挥霍公款的“大腐败”；由内资企业的“内资腐败”发展为外资企业参与商业贿赂的“外资腐败”；由一人出事的“单案”扩大为一揪一串的“窝案”。
文章建议，我国要尽快制定并实施财产申报制度，领导干部要报告本人、配偶及由其抚养的子女的家庭财产，包括大额现金、存款、有价证券、房产、汽车、债权债务等主要家庭财产。中央巡视组采取例行的抽查制度，如每年抽查1%-5%的领导干部的个人财产。对抽查发现的不如实申报的干部，一查到底，这种不确定性的威慑力比简单的惩罚措施更大。对于竞争上岗的领导干部，须在一定范围、一定层面上对其财产予以公开公布，对未公开、公布的财产，一经查明予以没收充公，并取消三年提名资格。


群体化
一些腐败败露后，往往引发所辖地区官场的“大面积塌方”。腐败分子在政治上拉帮结派，经济上相互牵连，结成了利益同盟，呈现出明显的群体性，即“窝案”、“串案”。其主要特征一是涉案人员众多；二是涉案人在政治上丧失党性原则，形成了具有紧密人身依附性质的关系网；三是在经济上互相利用，结成了利益共同体。
高官化
据公开资料统计，2003年至2007年的5年间，共有35名副部级以上官员落马，年均7人。2009年全年落马的省部级(含副部级)高官有17人。
巨额化
腐败涉及的金额巨大，动辄就是上千万甚至上亿元。2009年已基本查明涉案的3l位国企企业家犯罪涉案金额累计达34亿元，人均高达l亿元；其中涉及贪污、受贿的国企企业家30人共计贪污、受贿9.3亿元，人均3109万元；涉及挪用公款的国企企业家9人，累计挪用公款12.9亿元，人均1.4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