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56年冬天，杜甫逃出了长安，往西至凤翔，遇见了肃宗皇帝。
一路风餐露宿，披荆斩棘，杜甫在新皇帝面前衣衫不整，颇为狼狈。
但越是凄惶，皇帝心头越是赞赏，患难见忠臣，封了个左拾遗，天子身边的言官。
人生若只如初见，最开始往往是美好的。
或许是杜甫过于耿直，又或许是皇帝本就听不进诤言，战乱里喘息的小朝廷里，本分直言的杜甫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
皇帝厌烦了，让他回家省亲，走得远远的。
本就思念家人到极致，回家也是挺好的，只是近乡情怯，他离家越近，心头越是恍惚。
战乱四起，生灵涂炭，也不知道到了羌村，村子还在不在，家人还在不在。
终于到家了，妻儿看见他生还，喜出望外，“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
邻居也觉得很意外，“邻人满墙头，感叹亦歔欷”。
晚上一家人坐在一起，依然觉得好似梦中，“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
从八月到十一月，杜甫在家里待了百来天。
这几个月的一家团聚，是乱世里的最后一抹温情。
公元759年，杜甫四十七岁，安史之乱已爆发四年余。
郭子仪等九节度使率六十万大军，筑垒两道，挖壕三重，将安庆绪包围于邺城。
安庆绪负隅死守，邺城久攻不下，官军士气渐次低落。
三月，史思明援军到，内外夹击，官军大败，一溃千里。
为补充兵力，官军在洛阳、潼关一带，强行抓丁以充兵力。
其时，杜甫由左拾遗贬为华州司功参军，风尘仆仆，赶着去上任。
夜宿石壕村，目睹了一场吏捉人。
听到鸡鸣犬吠，老翁赶紧越墙而逃，老妇出来应对官吏。
老妇哭着解释道，我们家三个儿子都去邺城服兵役，其中两个儿子新亡，家里没有其他人，只剩下吃奶的孙儿和他母亲。
官吏口气强硬，没什么好说的，战事紧急，政令在此，必须得去！
老妇回道，实在没办法，我老婆子跟你们去罢。
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
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杜甫近乎白描，平淡冷静，看见什么，听见什么，便写出了什么。
国家危难，征兵是应有之事，哪怕是帮着洗衣做饭出份力，也是好的。
但三子都上了战场，已然尽了全力，还要继续征召，难道要把百姓逼到绝境么？
“国家有难，匹夫有责”，固然是道理，世上疮痍、民间疾苦，又何尝不是摆在眼前的惨淡现实？
杜甫只能保持沉默，做一位旁观者和记录者。
再往后，则是一连串的颠沛流离。
二年后，杜甫一家人辗转去了成都，依旧是凄苦穷困。
“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生活的底色本就是悲凉。
又过了六年，杜甫离开成都，去了奉节，其时已经到了五十三岁的暮年。
笔下写出来的则是，“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沉郁顿挫，萧瑟凄凉。
公元768年，回纥之乱初平，弟弟杜观写信来，劝他回老家团聚。
杜甫一家人，乘舟出峡，年底到了岳阳。
次年，从岳阳去了长沙，又由长沙去了衡阳。
在湖南，他遇见了宫廷歌者李龟年，伊流落江南，卖艺为生。
他乡逢故人，万千思绪，恍若隔世，“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盛世不在，年华迟暮，惺惺相惜，俱在言表。
这年冬天，杜甫病死在一条船上，时年五十九岁。
安史之乱，凡八年，余波却百年。
“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人烟断绝，千里萧条”。
大唐自此从盛转衰，无数人的命运为之剧变。
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不过是后人隔空的轻佻凭吊。
乱世之中，朝不保夕。
剥去“诗圣”光环，杜甫只是万千普通人之一，在苦难面前，同样毫无抵抗之力。
杜甫一生，吃尽了苦头。
三十五岁前，他也曾“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有过诗酒趁年华的快意。
可那些岁月有多酣畅，日后潦倒就有多蚀骨。
三十五岁后，命运终于显露出了狰狞面目。
用八年的光阴困顿于长安，磨去他的傲气，直至“幼子饿已卒”的锥心泣血。
然后让他眼睁睁看着，一场盛世轰然崩塌，山河破碎，神州陆沉，无数生灵涂炭。
即便如此，仍写下“安得广厦千万间”，那份“不自量力”的牵挂，更显得格外动人。
他将自己的苦难，共情于天下的疮痍，嚼碎咽下，然后自喉间喷涌，酿成了属于整个民族的滚烫诗篇。
无比沉郁，又无比温暖。
一生才多久，苦难竟无数。
抹去了绝妙韶华，却没能磨去那一腔热血。
直至死在湘江的一叶扁舟之上，杜甫念念不忘的，仍是“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