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仑
在思想领域内，也出现了许多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主要代表人物就是法家的杰出人物荀子和他的学生韩非，他们给了孟子时期嚣张一时的儒家思想以重大打击。真是物极必反！荀子是儒家的叛逆者，他的思想体系基本上是属于法家的，并对儒家各个派别作了一定的批判。韩非则大大发展了前期法家的思想，用“法后王”反对儒家的“法先王”，从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出发，论证了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的必然性，系统地批判了“诵先古之书，以乱当世之治”的儒家“显学”，批判了美化古代奴隶制的孟子的“仁政”思想，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奠定了理论基础。
公元前齐二年，秦始皇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总代表，根据法家的理论统一了中国，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大一统国家，并采取了包括统一文字、修筑驰道，废除分封制和实行郡县制等一系列进步措施。儒法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进行着。
“焚书坑儒”是镇压奴隶主复辟的一场革命
古往今来，一切尊儒反法派都把“焚书坑儒”当作秦始皇和法家的一大罪状，充满了恐惧和仇恨。远的不说，近代从资产阶级买办学者胡适到叛徒、卖国贼林彪，无不大肆攻击“焚书坑儒”，胡说什么这是一场“大劫”。对这个问题不可不辩论清楚。
“焚书坑儒”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它是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贵族长期斗争的继续，是几百年来儒法斗争的继续，是一场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
儒家原来对秦国是看不上眼的。春秋时期的秦国，还被看作“夷翟”之邦，儒家势力在秦国是比较薄弱的。“孔子西行不到秦”。这位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忠实代言人，风尘仆仆，周游列国，为挽救腐朽的奴隶主专政而奔走呼号，但恰恰就是忽略了以后统一中国的秦国，真是悔之莫及矣！直到荀子入秦时，还说秦国“无儒”。在秦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儒家开始进入秦国。特别是在奴隶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吕不韦窃据秦国大权的时候，曾招来一大批学者，其中许多是儒生，编了一部《吕氏春秋》，打着“杂家”招牌，大肆宣扬儒家思想，企图用没落奴隶主贵族的世界观来改造即将建成的统一的封建王朝。从此，失去了原有靠山的儒生源源涌入秦国。秦王朝建立之后，大批儒生混进了政府机关和文化部门。这样，儒家势力就在秦王朝内部迅速膨胀起来了。
“凡是要推翻—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秦统一中国后，新兴的地主阶级虽然夺取了全国政权，但是，在意识形态领城里，以儒家为代表的旧势力还十分顽强，并利用他们霸占的这个世袭领地，大量制造反革命复辟舆论，企图颠覆地主阶级专政。因此，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开展一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显然是不可避免的了。这场斗争，即表现为法家与儒家的大论战。论战的中心，是坚持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还是复辟奴隶社会的分封制，这是涉及国家制度和政权性质的一个根本问题。
在中国奴隶制时期，国家政权是“封国土，建诸侯”的分封制度，诸侯各自为政，实际上处于分裂状态。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除了分封制，“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结束了全国的分裂状态。但是，被推翻的奴隶主贵族坚决反对这种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他们的政治代表丞相王绾就曾建议恢复分封制。法家著名代表李斯驳斥了这种开倒车的反动主张，指出只有郡县制才是巩固封建王朝的“安宁之术”，如果恢复分封制，就必然要重新导致诸侯“相攻击如仇敌”的分裂和混战局面。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意见，认为“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分封制是分裂和内战的根源，坚决否定了分封制，坚持了郡县制。
但是，奴隶主贵族不甘罢休，继续制造舆论攻击郡县制。秦始皇三十四年，以淳于越为代表的坚持孔学的一派儒生叫囂：“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要求复辟殷周的分封制。李斯在一系列的斗争中，逐步认识到儒家“以古非今”的理论，是对地主阶级专政的中央集权制度的严重威胁。他严厉驳斥了“师古”的主张，指出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政治制度，“三代之事，何足法也?”他还进一步指出：“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比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鉴于儒家打着“私学”的幌子，结成死党，在街头巷尾造谣生事，因此李斯提出了“焚书”和禁止“私学”的建议，要求剥夺儒家对文化教育的垄断权。秦始皇批准了李斯的建议，下令没收“诗书百家之语”，“使天下无以古非今”。这就是所谓“焚书”事件
在思想领域内，也出现了许多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主要代表人物就是法家的杰出人物荀子和他的学生韩非，他们给了孟子时期嚣张一时的儒家思想以重大打击。真是物极必反！荀子是儒家的叛逆者，他的思想体系基本上是属于法家的，并对儒家各个派别作了一定的批判。韩非则大大发展了前期法家的思想，用“法后王”反对儒家的“法先王”，从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出发，论证了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度的必然性，系统地批判了“诵先古之书，以乱当世之治”的儒家“显学”，批判了美化古代奴隶制的孟子的“仁政”思想，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奠定了理论基础。
公元前齐二年，秦始皇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总代表，根据法家的理论统一了中国，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大一统国家，并采取了包括统一文字、修筑驰道，废除分封制和实行郡县制等一系列进步措施。儒法斗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进行着。
“焚书坑儒”是镇压奴隶主复辟的一场革命
古往今来，一切尊儒反法派都把“焚书坑儒”当作秦始皇和法家的一大罪状，充满了恐惧和仇恨。远的不说，近代从资产阶级买办学者胡适到叛徒、卖国贼林彪，无不大肆攻击“焚书坑儒”，胡说什么这是一场“大劫”。对这个问题不可不辩论清楚。
“焚书坑儒”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它是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贵族长期斗争的继续，是几百年来儒法斗争的继续，是一场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
儒家原来对秦国是看不上眼的。春秋时期的秦国，还被看作“夷翟”之邦，儒家势力在秦国是比较薄弱的。“孔子西行不到秦”。这位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忠实代言人，风尘仆仆，周游列国，为挽救腐朽的奴隶主专政而奔走呼号，但恰恰就是忽略了以后统一中国的秦国，真是悔之莫及矣！直到荀子入秦时，还说秦国“无儒”。在秦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儒家开始进入秦国。特别是在奴隶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吕不韦窃据秦国大权的时候，曾招来一大批学者，其中许多是儒生，编了一部《吕氏春秋》，打着“杂家”招牌，大肆宣扬儒家思想，企图用没落奴隶主贵族的世界观来改造即将建成的统一的封建王朝。从此，失去了原有靠山的儒生源源涌入秦国。秦王朝建立之后，大批儒生混进了政府机关和文化部门。这样，儒家势力就在秦王朝内部迅速膨胀起来了。
“凡是要推翻—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秦统一中国后，新兴的地主阶级虽然夺取了全国政权，但是，在意识形态领城里，以儒家为代表的旧势力还十分顽强，并利用他们霸占的这个世袭领地，大量制造反革命复辟舆论，企图颠覆地主阶级专政。因此，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开展一场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显然是不可避免的了。这场斗争，即表现为法家与儒家的大论战。论战的中心，是坚持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还是复辟奴隶社会的分封制，这是涉及国家制度和政权性质的一个根本问题。
在中国奴隶制时期，国家政权是“封国土，建诸侯”的分封制度，诸侯各自为政，实际上处于分裂状态。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除了分封制，“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结束了全国的分裂状态。但是，被推翻的奴隶主贵族坚决反对这种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他们的政治代表丞相王绾就曾建议恢复分封制。法家著名代表李斯驳斥了这种开倒车的反动主张，指出只有郡县制才是巩固封建王朝的“安宁之术”，如果恢复分封制，就必然要重新导致诸侯“相攻击如仇敌”的分裂和混战局面。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意见，认为“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分封制是分裂和内战的根源，坚决否定了分封制，坚持了郡县制。
但是，奴隶主贵族不甘罢休，继续制造舆论攻击郡县制。秦始皇三十四年，以淳于越为代表的坚持孔学的一派儒生叫囂：“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要求复辟殷周的分封制。李斯在一系列的斗争中，逐步认识到儒家“以古非今”的理论，是对地主阶级专政的中央集权制度的严重威胁。他严厉驳斥了“师古”的主张，指出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政治制度，“三代之事，何足法也?”他还进一步指出：“私学乃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比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鉴于儒家打着“私学”的幌子，结成死党，在街头巷尾造谣生事，因此李斯提出了“焚书”和禁止“私学”的建议，要求剥夺儒家对文化教育的垄断权。秦始皇批准了李斯的建议，下令没收“诗书百家之语”，“使天下无以古非今”。这就是所谓“焚书”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