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地理版图的两端“对角线”上，有一个非常醒目的地区，那就是“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与“四川”（含重庆）。
东北与四川，直线距离多则四、五千公里，短则也有近千公里。但东北与四川，在地理版图上只隔了一个“甘肃省”和“陕西省”。并且，他们“共饮黄河水”。发源于青海省巴颜喀拉山脉的“黄河”，就是从东南方向流过四川省西北高原的“若尔盖湿地”，然后向西回奔至青海，又向东走甘肃，至东北走宁夏和同为“东北”的内蒙古草原，经南下至山西、陕西交界处……又向东至河南，接纳了42.8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各种支流，蜿蜒5464公里，最后走山东流入渤海的。而黄河流入渤海的通道——渤海海峡，北边就是同为“东北地区”的辽宁省。东北与四川两地，看似遥远，实则“同源”。中国境内的56个民族，或多或少都与一个年龄超过7000余年的古老民族——“古羌族”有着密切关系。“古羌族”是汉藏语系诸民族（包括汉、藏、彝、白、怒、苗、瑶、畲、哈尼、傈僳、拉祜、纳西、基诺、普米、独龙、土家、阿昌、景颇、门巴、珞巴等族以及现代羌族）及南亚、东南亚部分汉藏语系族群的“共同祖先”。
“古羌族”最早起源于5000-7000年前生活在以内蒙古（含整个东北地区）为核心的“北方地区”，特别是今内蒙古、青海、甘肃、宁夏、陕西等“黄河上游地区”及周边的四川、西藏、新疆等省（区）。他们的血缘可以追溯至“北上内蒙古”的“仰韶文化”（参考：朱开沟、庙子沟、海生不浪等遗址）和“红山文化”。这两种文化均曾波及至四川地区。公元前3000年，一支来自内蒙古地区黄河上游的“古羌族”人越过甘青丘陵、川西高原的“崇山峻岭”，抵达四川盆地、成都平原，孕育出金沙、宝墩、三星堆、十二桥、船棺葬等“古老文化”，成为“巴蜀文化”的血缘鼻祖。
自春秋战国之后，古羌族分化为“东羌”与“西羌”，其中“东羌”迁居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甘肃庆阳市及陕西榆林市等地，与当地的“北方游牧—渔猎族群”交错杂居。而羌胡、林胡、犬戎、北狄、义渠、榆椮（俞人）、孤竹、令支、屠何、无终等各种“羌系部族”也曾在东北地区（含内蒙古）有广泛分布。魏晋南北朝时期，前秦、后秦、后凉等“氐羌系”政权曾占据今辽宁、内蒙古大部分地区。发源于辽宁西部的“鲜卑族”，即将所其建立的北周、西魏、吐谷浑等政权扩展至四川唐朝时期，羌系藏族政权“吐蕃”曾北上吞并“河西走廊”，进入内蒙古阿拉善盟地区，与回鹘（突厥）、柔然混居。公元11世纪，由“党项羌”人李元昊建立的“西夏”，甚至还将内蒙古西部（阿拉善盟、巴彦淖尔、鄂尔多斯等地）一带划入其管辖。公元1227年，西夏为蒙古所灭，部分党项后裔流散内蒙古地区，形成“唐兀特蒙古族”。
“古羌族”（汉藏—苗瑶族群）及其后裔，在语言、基因及文化方面上远离东南亚、南亚和大洋洲各族群，却与远在东北亚、西伯利亚、中亚和欧洲等地的“北狄游牧系”（含突厥、蒙古、印欧、亚非、乌拉尔、高加索、巴斯克、达罗毗荼、布鲁夏斯基等语系诸民族）和“肃慎渔猎系”（含满—通古斯、朝鲜、日本、叶尼塞、尼夫赫、阿伊努、尤卡吉尔、楚科奇—堪察加、爱斯基摩—阿留申、美洲诸语系）共享“北方东亚人群基因（NEA）”（如以父系中的C/D/J/N/O2，母系中的A/B4/C/D/E/G/M9/N9/Q/R/Z等为主）、“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因素（如细石器、石棺葬—大石墓—石棚、彩绘陶器、彩色玛瑙珠、半地穴—石头建筑、动物图案、粟黍麦种植、相似青铜器、男女皆穿“长袍”、饮食以乳肉为主、萨满文化、虎鹰熊（含其它动物）崇拜、口弦等北方乐器）及“独特语序”（如主-宾-谓（SOV）、定语前置（GN/AN）、有“元音和谐律”、发音慢吞、多音节+无声调+粘着语形态）。这些，都为“东北与四川同源”奠定了重要的文化基础。
清朝建立后，来自东北地区的回、满、蒙古等民族相继迁入四川（含重庆），先后带来大量“回民清真寺”（见于松潘、西昌、青川、阆中等地）、“成都宽窄巷子”、“木里项脚蒙古族乡”等历史遗存。如今，四川一带的“西南官话”甚至与“东北官话”同属“北方方言”，部分区域（如川西高原）与东北同属“寒温带大陆性气候区”。正是“古羌族”连接东北和四川两地“血脉”，才有了1931年“抗日战争”时期—沈阳“东北大学”南迁至四川三台的“西迁史诗”，才有了1960年代后东北地区部分工厂、工人投身四川地区参与“三线建设”（形成成都“东郊记忆”、重庆“汽车城”、绵阳“核武器基地”及“攀枝花钢铁厂”等），更才有了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后“东北三省”（辽宁、吉林、黑龙江）对四川的“倾情援助”（如援建安县、黑水、剑阁等受灾县市，民众参与捐款、捐物）。2024年的“哈尔滨冰雪季”，来自四川的藏、羌、彝等民族与本地市民及游客“亲自互动”，为推进东北“文化振兴”做出了卓越贡献。
何其有幸，生在东北。东北、四川是一家！
东北与四川，直线距离多则四、五千公里，短则也有近千公里。但东北与四川，在地理版图上只隔了一个“甘肃省”和“陕西省”。并且，他们“共饮黄河水”。发源于青海省巴颜喀拉山脉的“黄河”，就是从东南方向流过四川省西北高原的“若尔盖湿地”，然后向西回奔至青海，又向东走甘肃，至东北走宁夏和同为“东北”的内蒙古草原，经南下至山西、陕西交界处……又向东至河南，接纳了42.8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各种支流，蜿蜒5464公里，最后走山东流入渤海的。而黄河流入渤海的通道——渤海海峡，北边就是同为“东北地区”的辽宁省。东北与四川两地，看似遥远，实则“同源”。中国境内的56个民族，或多或少都与一个年龄超过7000余年的古老民族——“古羌族”有着密切关系。“古羌族”是汉藏语系诸民族（包括汉、藏、彝、白、怒、苗、瑶、畲、哈尼、傈僳、拉祜、纳西、基诺、普米、独龙、土家、阿昌、景颇、门巴、珞巴等族以及现代羌族）及南亚、东南亚部分汉藏语系族群的“共同祖先”。
“古羌族”最早起源于5000-7000年前生活在以内蒙古（含整个东北地区）为核心的“北方地区”，特别是今内蒙古、青海、甘肃、宁夏、陕西等“黄河上游地区”及周边的四川、西藏、新疆等省（区）。他们的血缘可以追溯至“北上内蒙古”的“仰韶文化”（参考：朱开沟、庙子沟、海生不浪等遗址）和“红山文化”。这两种文化均曾波及至四川地区。公元前3000年，一支来自内蒙古地区黄河上游的“古羌族”人越过甘青丘陵、川西高原的“崇山峻岭”，抵达四川盆地、成都平原，孕育出金沙、宝墩、三星堆、十二桥、船棺葬等“古老文化”，成为“巴蜀文化”的血缘鼻祖。
自春秋战国之后，古羌族分化为“东羌”与“西羌”，其中“东羌”迁居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甘肃庆阳市及陕西榆林市等地，与当地的“北方游牧—渔猎族群”交错杂居。而羌胡、林胡、犬戎、北狄、义渠、榆椮（俞人）、孤竹、令支、屠何、无终等各种“羌系部族”也曾在东北地区（含内蒙古）有广泛分布。魏晋南北朝时期，前秦、后秦、后凉等“氐羌系”政权曾占据今辽宁、内蒙古大部分地区。发源于辽宁西部的“鲜卑族”，即将所其建立的北周、西魏、吐谷浑等政权扩展至四川唐朝时期，羌系藏族政权“吐蕃”曾北上吞并“河西走廊”，进入内蒙古阿拉善盟地区，与回鹘（突厥）、柔然混居。公元11世纪，由“党项羌”人李元昊建立的“西夏”，甚至还将内蒙古西部（阿拉善盟、巴彦淖尔、鄂尔多斯等地）一带划入其管辖。公元1227年，西夏为蒙古所灭，部分党项后裔流散内蒙古地区，形成“唐兀特蒙古族”。
“古羌族”（汉藏—苗瑶族群）及其后裔，在语言、基因及文化方面上远离东南亚、南亚和大洋洲各族群，却与远在东北亚、西伯利亚、中亚和欧洲等地的“北狄游牧系”（含突厥、蒙古、印欧、亚非、乌拉尔、高加索、巴斯克、达罗毗荼、布鲁夏斯基等语系诸民族）和“肃慎渔猎系”（含满—通古斯、朝鲜、日本、叶尼塞、尼夫赫、阿伊努、尤卡吉尔、楚科奇—堪察加、爱斯基摩—阿留申、美洲诸语系）共享“北方东亚人群基因（NEA）”（如以父系中的C/D/J/N/O2，母系中的A/B4/C/D/E/G/M9/N9/Q/R/Z等为主）、“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因素（如细石器、石棺葬—大石墓—石棚、彩绘陶器、彩色玛瑙珠、半地穴—石头建筑、动物图案、粟黍麦种植、相似青铜器、男女皆穿“长袍”、饮食以乳肉为主、萨满文化、虎鹰熊（含其它动物）崇拜、口弦等北方乐器）及“独特语序”（如主-宾-谓（SOV）、定语前置（GN/AN）、有“元音和谐律”、发音慢吞、多音节+无声调+粘着语形态）。这些，都为“东北与四川同源”奠定了重要的文化基础。
清朝建立后，来自东北地区的回、满、蒙古等民族相继迁入四川（含重庆），先后带来大量“回民清真寺”（见于松潘、西昌、青川、阆中等地）、“成都宽窄巷子”、“木里项脚蒙古族乡”等历史遗存。如今，四川一带的“西南官话”甚至与“东北官话”同属“北方方言”，部分区域（如川西高原）与东北同属“寒温带大陆性气候区”。正是“古羌族”连接东北和四川两地“血脉”，才有了1931年“抗日战争”时期—沈阳“东北大学”南迁至四川三台的“西迁史诗”，才有了1960年代后东北地区部分工厂、工人投身四川地区参与“三线建设”（形成成都“东郊记忆”、重庆“汽车城”、绵阳“核武器基地”及“攀枝花钢铁厂”等），更才有了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后“东北三省”（辽宁、吉林、黑龙江）对四川的“倾情援助”（如援建安县、黑水、剑阁等受灾县市，民众参与捐款、捐物）。2024年的“哈尔滨冰雪季”，来自四川的藏、羌、彝等民族与本地市民及游客“亲自互动”，为推进东北“文化振兴”做出了卓越贡献。
何其有幸，生在东北。东北、四川是一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