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六章，还有两件事要做。第一件是改教案。第一周的那个练习换成新的：我给学生一份表格——某地三十年的实际利率、某类岗位的入职人数、某两国中间品贸易的增值比例——让他们指出变化发生在哪一年。他们会指着曲线的某个拐点，然后我会告诉他们：那里什么都没有。变化在每一年，均匀地，无所事事地发生着。然后我会加一问：这三十年里，哪些法律、哪些条约附件、哪些公报，和这条曲线是对得上的？让他们自己去附录三里找日期。

第二件，是记下一份清单——写史的人容易漏掉的那种。加尔萨多站的两年。林曼多补的那一个月。佐藤女士四十六本账里被我抄走的那七本。埃克托尔那句话被财务总监记了半辈子。陈屿室友那张磨白了角的出入证。克莱尔掉的那四公斤。这些改变不了任何斜率，在十年的曲线上小到量不出来。但它们是这个十年里唯一由人名署名的东西。斜率是给统计学家看的；在人的尺度上，加尔萨的两年不是斜率的注脚——那两年就是他的一生。

这份清单还要加两条注。第一条：它只有坡的下行侧的证词。上行侧——美国本土那些新增的厂、那些买进法债的机构——我写过信，得到的三行回复加起来不构成一句话。上行侧的历史，留给下一个十年的人去采。第二条：我自己不在这份清单上，但在清单的另一侧。我借走了七本账、抄走了半句话、把四个人的十年装订成一本书。我和那个只显示名义值的App做的是同一件事，区别只在于我写明他们姓什么，并且打算把账还回去。

档案管理员问我，那份2026年的推演怎么编目。我想了很久，最后写的是：“工具书，兼病历。”工具书是说给研究这个时期的人听的；病历是说给正在这个时期里活着的人听的。

埃克托尔说他没做错什么，他儿子查了资料，发现好像真的没有。加尔萨的豁免是争来的，虽然只争到两年。林曼多补了一个月，少退了一层。佐藤女士问是谁拿走了她的四百二十万，我带着答案去了一次，她听完只说了半句话。陈屿说他和室友可能都对，可能只是运气不同。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被一个事件击倒。
十月我要去一趟世田谷，把那七本账还回去。电话里她说不用急，“第二层还空着，我还在记”。
第四十七本，已经写到这个九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