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春说到了赖大家花园的管理办法，产生了借鉴之意。这时候“罕言寡语，人谓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的宝钗呱呱地拉开了话匣子，语中不无嘲讽地说探春是“膏粱纨绔之谈”。“膏粱纨绔”指富贵人家的子弟，带有不识五谷，吃喝玩乐不务正业的贬义。宝钗还提到了朱熹的《不自弃文》。关于《不自弃文》是否朱熹写的存有争议，这篇短文在清以前就流传，宋末元初的赵孟頫（1254年—1322年）书写过这篇文章，但未署文章作者。到了清朝康熙十六年（1677），康熙帝给赵孟頫书写的《不自弃文》作跋，并摹勒上石，拓赐方蔼、张英等讲臣。对此，当时任职日讲起居注官的张英在《文端集》①中记载了此事，其中七言律诗《康熙十六年五月三十日蒙赐御笔楷书清慎勤三大字草书格物二大字石刻及赵孟頫所书不自弃文石刻恭纪四章·其四》最后两句云：“敢向熙朝甘自弃，昔贤遗训是良规。”其意为：怎敢在如今这个政治清明、繁荣兴盛的朝代甘心自我放弃呢？古代先贤留下的遗训，正是我应当恪守的良好准则。此时正是康熙招贤纳士要开博学鸿词科的时候，从1644甲申之变开始，大量的明遗民不仕清，康熙作跋《不自弃文》赠讲臣的用意很明显。

现在发现最早载有署名朱熹《不自弃文》的是《佩文韵府·拾遗》。《佩文韵府》是清代张玉书、陈廷敬、李光地等七十六人奉康熙皇帝敕命编纂，是清代官修大型词藻典故辞典之一，专供文人作诗时选取词藻和寻找典故，以便押韵对句之用的工具书。本书共106卷，编纂始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成书于康熙五十年（1711）。“佩文”是康熙的书斋名。《佩文韵府·拾遗》是康熙五十五年（1716）御定，以补《佩文韵府》之遗。到了雍正八年（1730），朱熹的十六世孙朱玉刊刻《重刊朱子文集大全类编·庭训》，载《不自弃文》全文。红学家胡文彬在《读遍红楼》中说《不自弃文》不是朱熹所作。其实《不自弃文》是否朱熹所作并不重要，这篇短文早在明朝以前就流传了，作为一家之言，《红楼梦》作者借“通人”宝钗之口说《不自弃文》是朱子所作也未尝不可。“通人”是指学识渊博通达的人，宝钗博学杂收堪称通人。本回回目说宝钗是“识宝钗”，识，有知识，懂得的多，善于言谈之意。探春是“敏探春”，正是探春的情榜标签。敏，思维敏捷、迅速。这不，针对宝钗含有嘲笑口吻的话，探春立即予以回击：“（《不自弃文》）虽看过，那不过是勉人自励，虚比浮词，那里都真有的？”
“虚比浮词”是指虚拟打比方，泛泛地讲空话。从探春的口吻中明显对《不自弃文》很不屑。那么探春为啥瞧不上这篇文章？《不自弃文》以天下之物比拟人，说“物有一节之可取，且不为世之所弃。可谓人而不如物乎？”文章通过一些被常人看来没啥用处的东西来论述自己的观点。比如，坚硬的石头可以琢玉，毒蛇可以配药，粪土可以做肥料，草木灰可以洗涤衣服，等等。由这些可以利用的废弃物来说明，人只要不自弃就可以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那么如何才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呢？文章说：“五行以性其性，五事以形其形，五典以教其教，五经以学其学。有格致体物以律其文章，有课式程试以梯其富贵。达则以是道为卿为相，穷则以是道为师为友。”意思是：“以“五行”（木火土金水）之说论定事物相生相克之属性，以“五事”（貌言视听思）之理关注事物的各种情形，以“五典”（仁义礼智信）之教义来教化需教化之人，以“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之典来学习应当掌握的知识。拥有风格气韵及体察、推究事物之理的认识以用于考究文章，懂得考核政绩的法则及相关程序以用于富贵晋级。人生通达时要以这个道理身居高官显位，穷困时也应以这个道理拜师交友。”文章概述了一些纨绔子弟的行为：“今名卿士大夫之子孙，华其身，甘其食，谀其言，傲其物，遨游燕乐，不知身之所以耀润者，皆乃祖乃父勤劳刻苦也。饮芳泉而不知其源，饭香黍而不知其由，一旦时异事殊，失其故态，士焉而学之不及，农焉而劳之不堪，工焉而巧之不素，商焉而资之不给。当是时也，窘之以寒暑，艰之以衣食，妻垢其面，子衅其形。虽残杯冷汁，吃之而不惭；敝衣破履，服之而无耻，黯然而莫振者，皆昔日之所为有以致之而然也。”唐朝著名的宰相房玄龄、杜如晦平生辛劳积下那么大的家业，却被不肖子孙挥霍干净。文章最后告诫勉励人们：“为人孙者，当思祖德之勤劳；为人子者，当念父功之刻苦，孜孜汲汲，以成其事；兢兢业业，以立其志。人皆趋彼，我独守此；人皆迁之，我独不移。士其业者，必至于登名；农其业者，必至于积粟；工其业者，必至于作巧；商其业者，必至于盈资。若是，则于身不弃，于人无愧，祖父不失其贻谋，子孙不沦于困辱，永保其身，不亦宜乎！”

自私自利林黛玉，依然不帮助探春理家，

看到探春的打扮——立领胡服，就知道你们鬼本派的立场了，非傻即坏，甘为汉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