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既有中国政治史研究多聚焦王朝兴衰循环，对制度体系何以突破政权更迭周期、实现跨王朝长期延续的机制问题关注不足。本文以“制度承载体”为核心分析概念，区分承载体的“结构独立”与“话语独立”，并将分析重心置于承载体的再生产装置——书院、印刷、宗族、铨选等使精英群体得以跨王朝自我复制的物质与组织基础。研究表明：地理条件构成制度演化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制度承载体经由“变异—复制—选择”的历史过程生成——察举制向考试化用人演变提供了连续的变异谱系，魏晋南北朝的长期分裂提供了选择压力，大一统重建的治理需求设定了选择标准，而印刷术、书院网络与官僚铨选制度构成的再生产装置，则将科举士大夫转化为可跨政权复制的制度化载体。跨文明比较显示：中东乌理玛与书吏集团具备组织化再生产能力却受教派分化制约；欧洲多元载体在多中心格局下走向专业化而非标准化；莫卧儿印度的波斯文书官僚体系构成介于中国与中东之间的第三形态；撒哈拉以南非洲依社会规模分层形成双轨延续；南亚婆罗门则在宗教领域完成知识延续而与国家治理长期分离。本文认为，知识传承体系与国家治理体系的结构性整合，加之再生产装置的全域覆盖，是制度跨王朝延续的核心机制；该模式在造就超长制度稳态的同时，也内生了制度耦合锁定与近代转型困难的结构性代价。
关键词：制度延续性；制度承载体；再生产装置；科举官僚；跨文明比较；历史制度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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