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失去了对文明的定义，就会走向野蛮。
为什么皇汉认为满清犯下了滔天罪行，而满遗却认为我大清顺应历史潮流，立下了丰功伟业。这就是因为人民失去了对文明的定义权。
笔者我通过研究古代汉文明记载的史料，给出了一个文明的定义。文明是人类社会分工合作的一种集体主义精神。文明的基石，应该是分工合作，互利共赢的交易。文明=交易，这里的交易是狭义的，双赢的交易。交易可以不完全公平，但至少要双赢。单赢的交易，不叫交易，叫掠夺和奴役。
在广义的社会交易中，权责是一体的。你得到了权力，你就要付出相应的责任。父慈子孝就是一种文明的交易。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华夏的忠孝，是基于互利交易的人道主义学说。没有奴隶必须忠于奴隶主的说法。文明人要小心马匪的精神污染。马匪是弱肉强食，以掠夺和奴役为荣的兽道主义者。所以马匪们搞的忠孝，就是人民必须忠君，永远做君主的奴隶。清朝人必须爱大清的身份政治就是来自马匪的精神污染。
华夏农民集团是崇尚生产和创造，鄙视掠夺的文明群体。神农，大禹，都是农民集团的领袖，农民领袖有为人民谋福祉的责任。子贡赎人的时候，鲁国国君为什么会出钱。因为华夏君主认为自己对人民的福祉是有责任的。鲁国国君认为他有责任拯救沦为奴隶的鲁国人。梁惠王移民移粟的救灾，人民的数量却没有增加，因此问计于孟子。孟子嘲笑他五十步笑百步，是因为梁惠王没有搞好经济和教育。而这两项是仁政的基础，比救灾要重要的多。顺便说一句，这个梁惠王和孟子就是缺乏马匪的狼思维，人民少，去邻国掳掠人口不就多起来了嘛。靠治理内政来增加人口，见效太慢，纯属农民集团的小农思维。人家草原狼和海洋狼，从来就不担心人口问题。
汉文明语境下的人民，实际上就是农民。码农也是农，神农，大禹，都是典型的农民。一些封建帝王，如朱元璋，其实也隶属于农民集团，是农民集团的领袖。丑化农民就是在丑化人民。
马匪集团污染汉文明的典型案例，就是满清学孟子搞的八旗仁政，以及石勒学周礼搞的抢劫合法化。
孟子说仁政的核心是搞好经济和教育。于是人面兽心的马匪学仁政的结果就是，通过掠夺和奴役其余民族的财富，来保障八旗子弟的经济和教育。把汉人的文盲率提升到99%，旗人自然成了高知。而朱元璋搞的教育制度，是社学为基础的全民强制扫盲，让大多数人认字，了解法律。马匪的仁政，不如朱元璋的暴政。这就是狄夷之有君，不如华夏之亡也。
清朝的汉化程度其实不如五胡乱华时的石勒。石勒不仅崇拜汉人的先祖，他还搞起了周礼。羯族就是深度汉化，复兴周礼却被灭族的少数民族。
勒因飨高句丽、宇文屋孤使，酒酣，谓徐光曰：「朕方自古开基何等主也？」
对曰：「陛下神武筹略迈于高皇，雄艺卓荦超绝魏祖，自三王已来无可比也，其轩辕之亚乎！」
勒笑曰：「人岂不自知，卿言亦以太过。朕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与韩彭竞鞭而争先耳。脱遇光武，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大丈夫行事当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兒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朕当在二刘之间耳，轩辕岂所拟乎！」
石勒特别喜欢学习汉文化，研究汉族的历史，他见汉高祖刘邦都要主动称臣，又怎敢和轩辕黄帝相比呢。可见石勒甚至比清朝的皇帝更仰慕汉文化。石勒对周礼也有研究，还从周礼中学了个词叫“国人”。于是他下令说，以后不许管羯族叫羯人，必须尊称为国人，否则要杀头。为了做个仁君，他还制定了一系列保障国人生计的法律。石勒保护国人生计的法律，就是国人可以找其余民族借东西，而且不用还。
坦辞谢，勒见坦衣冠弊坏，大惊曰：“樊参军何贫之甚也！”坦性诚素，率然而对曰：“顷遭羯贼无道，资财荡尽。”勒笑曰：“羯贼乃尔暴掠邪！今当相偿耳。”坦大惧，叩头泣谢。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关卿辈老书生也。”
樊坦的衣服在大街上被羯人抢走以后，光着膀子去见石勒。试图趁机劝谏石勒废除国人抢劫汉人无罪的法律，结果是无功而返。汉化以后的马匪，还是自认高贵的马匪，绝不会变成朴实的农民。事实证明，孟子以夏变夷的文化改造理论，在历史上屡屡碰壁，甚至被蒙元利用，难怪朱元璋一度将他清出孔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