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埃尔·辛加拉维卢 (Pierre Singaravélou)，《天津大都会：世界化的另一部历史》，巴黎，苏伊尔，2017 年。384 页，24.00 欧元。
由Gabriel Doyle审稿，法国高等社会科学学院
在研究欧洲帝国主义对华政策时，20世纪初震撼清朝的义和团运动无疑是不可回避的基石。然而，与这场运动相关的某些现象至今仍为新的研究提供灵感，例如皮埃尔·辛加拉维卢的著作《天津的国际化》。该书聚焦于1900年至1902年间一段短暂的时期，当时一个国际市政当局接管了距首都北京约100公里的天津市。作者认为，该书探讨了一系列“被史学界奇怪地忽略”的事件（81页），并以中国城市的街头巷尾为切入点，展现了世纪之交全球化的进程。
1900年6月至7月，义和团在天津与奥匈帝国、意大利、日本、德国、俄国、美国、法国和英国组成的联军展开激战。联军最终艰难取胜，并成立了临时政府（29），该政府一直管理天津至1902年。辛加拉维卢以这两年间实施的各项城市改革为例，讲述了临时政府的故事，这些改革包括警务和安全、城市规划、卫生以及盐等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作者为每个城市改革领域都撰写了一章，此外还包括对天津之战的介绍、对城内各帝国势力间竞争的研究，以及对这段城市历史影响的总结。
本书资料翔实，涵盖范围广泛：哈佛大学威德纳图书馆收藏的临时政府法庭档案、法国和英国的外交及军事档案、个人证词、当时的印刷资料、描述被占领的天津的报刊文章，以及欧洲士兵带回的物品。令人遗憾的是，除了中国绘制的天津地图外，本书未使用任何非西方资料。然而，辛加拉维卢对文献和二手资料的运用十分出色，避免了研究陷入欧洲中心主义的窠臼。
1900年的天津：沿河红色区域为欧洲租界、美国租界和日本租界。
由来自十个不同国家（包括中国）的官员组成的临时政府，与其说是军事占领，不如说更像是一个积极主动的市政机构。它修建了有轨电车线路，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公共厕所系统和城市警察部队，铺设了沥青主干道，并拆除了城中中世纪的城墙和城堡。这些城墙此前将老城区与一系列外国租界隔开，在这些租界中，领事们根据治外法权享有自治权。临时政府还授权将这些租界向老城区扩展。因此，到1902年8月临时政府离开中国时，天津的城市面貌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
然而，若非依靠中外“田野之士”（91）对当地情况的了解，以及对清代部分行政做法的延续，临时政府的激进改革注定会失败。例如，辛加拉维卢指出，天津居民有权通过请愿反对改革，这与前任统治者的治理方式完全一致。他还强调了“村公”（即周边村落社区）在协助政府维护城市周边治安方面发挥的“显著作用”（130）。
强调地方主体性促使作者质疑这种城市经验的殖民色彩。政府对合法性的关注使他将其行动与殖民城市同时发生的情况区分开来，在殖民城市，政府往往对城市改革“投入不足”（204页）。辛加拉韦卢质疑外国市政决策者的帝国主义倾向还有另一个原因：由于临时政府重视地方支持，其利益有时可能与外国领事馆的帝国主义图谋相悖。然而，他并未忽视这种城市变革是强加于城市居民的，在此期间，他们遭受了外国军队的残酷和任意暴力，并受到劳动剥削和固有不平等的法律体系的压迫。
因此，天津的现代化进程是在半殖民地背景下进行的，城市居民、中国政要、外国军队和领事以及临时政府在相互竞争和谈判中交织在一起。在这些关系中，日本扮演了核心角色。日本军队在镇压义和团的军事胜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日本为临时政府提供了关键的行政人员，这些人员在1902年后仍然在中国拥有影响力。辛加拉维卢着重阐述了天津现代化进程的各种萌芽，这些萌芽相互交织，最终使其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经验。
一幅描绘盟军进入由义和团控制的天津老城的日本绘画。来源：美国国会图书馆
尽管天津的案例仅持续了两年，且背景设定在清朝，但由于辛加拉维卢对这种快速转型的细致描绘，它或许能引起众多城市史研究者的兴趣。作者对“物质史”的关注，尤其是对“破坏性和变革性全球化”（336页和338页）的关注，对于研究其他未受直接殖民统治的地区（例如奥斯曼帝国或卡扎尔波斯）的城市变迁尤为有益。
因此，对于精通法语的本博客读者来说， 《天津大都会》值得一读。在探讨城市史与全球史时，跨越语言障碍往往是一次丰富的体验：它能让我们接触到以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写成的、聚焦于具有全球联系的城市的文学作品。而将这类作品翻译成英文，既能扩大读者群，又能引发历史讨论。在探讨全球化议题时，这两方面似乎都显得尤为重要。
加布里埃尔·多伊尔是一位法澳混血的历史学博士生，目前在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 (CETOBaC-EHESS) 攻读博士学位。他的研究重点是奥斯曼帝国晚期伊斯坦布尔（1890-1923 年）的欧洲外交、地方救济和城市变迁之间的交集。
https://globalurbanhistory.com/2017/11/29/remodeling-tianjin-a-new-history-of-globalization-in-a-chinese-city/
由Gabriel Doyle审稿，法国高等社会科学学院
在研究欧洲帝国主义对华政策时，20世纪初震撼清朝的义和团运动无疑是不可回避的基石。然而，与这场运动相关的某些现象至今仍为新的研究提供灵感，例如皮埃尔·辛加拉维卢的著作《天津的国际化》。该书聚焦于1900年至1902年间一段短暂的时期，当时一个国际市政当局接管了距首都北京约100公里的天津市。作者认为，该书探讨了一系列“被史学界奇怪地忽略”的事件（81页），并以中国城市的街头巷尾为切入点，展现了世纪之交全球化的进程。
1900年6月至7月，义和团在天津与奥匈帝国、意大利、日本、德国、俄国、美国、法国和英国组成的联军展开激战。联军最终艰难取胜，并成立了临时政府（29），该政府一直管理天津至1902年。辛加拉维卢以这两年间实施的各项城市改革为例，讲述了临时政府的故事，这些改革包括警务和安全、城市规划、卫生以及盐等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作者为每个城市改革领域都撰写了一章，此外还包括对天津之战的介绍、对城内各帝国势力间竞争的研究，以及对这段城市历史影响的总结。本书资料翔实，涵盖范围广泛：哈佛大学威德纳图书馆收藏的临时政府法庭档案、法国和英国的外交及军事档案、个人证词、当时的印刷资料、描述被占领的天津的报刊文章，以及欧洲士兵带回的物品。令人遗憾的是，除了中国绘制的天津地图外，本书未使用任何非西方资料。然而，辛加拉维卢对文献和二手资料的运用十分出色，避免了研究陷入欧洲中心主义的窠臼。
1900年的天津：沿河红色区域为欧洲租界、美国租界和日本租界。
由来自十个不同国家（包括中国）的官员组成的临时政府，与其说是军事占领，不如说更像是一个积极主动的市政机构。它修建了有轨电车线路，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公共厕所系统和城市警察部队，铺设了沥青主干道，并拆除了城中中世纪的城墙和城堡。这些城墙此前将老城区与一系列外国租界隔开，在这些租界中，领事们根据治外法权享有自治权。临时政府还授权将这些租界向老城区扩展。因此，到1902年8月临时政府离开中国时，天津的城市面貌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
然而，若非依靠中外“田野之士”（91）对当地情况的了解，以及对清代部分行政做法的延续，临时政府的激进改革注定会失败。例如，辛加拉维卢指出，天津居民有权通过请愿反对改革，这与前任统治者的治理方式完全一致。他还强调了“村公”（即周边村落社区）在协助政府维护城市周边治安方面发挥的“显著作用”（130）。
强调地方主体性促使作者质疑这种城市经验的殖民色彩。政府对合法性的关注使他将其行动与殖民城市同时发生的情况区分开来，在殖民城市，政府往往对城市改革“投入不足”（204页）。辛加拉韦卢质疑外国市政决策者的帝国主义倾向还有另一个原因：由于临时政府重视地方支持，其利益有时可能与外国领事馆的帝国主义图谋相悖。然而，他并未忽视这种城市变革是强加于城市居民的，在此期间，他们遭受了外国军队的残酷和任意暴力，并受到劳动剥削和固有不平等的法律体系的压迫。
因此，天津的现代化进程是在半殖民地背景下进行的，城市居民、中国政要、外国军队和领事以及临时政府在相互竞争和谈判中交织在一起。在这些关系中，日本扮演了核心角色。日本军队在镇压义和团的军事胜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日本为临时政府提供了关键的行政人员，这些人员在1902年后仍然在中国拥有影响力。辛加拉维卢着重阐述了天津现代化进程的各种萌芽，这些萌芽相互交织，最终使其成为一种全球性的经验。
一幅描绘盟军进入由义和团控制的天津老城的日本绘画。来源：美国国会图书馆
尽管天津的案例仅持续了两年，且背景设定在清朝，但由于辛加拉维卢对这种快速转型的细致描绘，它或许能引起众多城市史研究者的兴趣。作者对“物质史”的关注，尤其是对“破坏性和变革性全球化”（336页和338页）的关注，对于研究其他未受直接殖民统治的地区（例如奥斯曼帝国或卡扎尔波斯）的城市变迁尤为有益。
因此，对于精通法语的本博客读者来说， 《天津大都会》值得一读。在探讨城市史与全球史时，跨越语言障碍往往是一次丰富的体验：它能让我们接触到以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写成的、聚焦于具有全球联系的城市的文学作品。而将这类作品翻译成英文，既能扩大读者群，又能引发历史讨论。在探讨全球化议题时，这两方面似乎都显得尤为重要。
加布里埃尔·多伊尔是一位法澳混血的历史学博士生，目前在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 (CETOBaC-EHESS) 攻读博士学位。他的研究重点是奥斯曼帝国晚期伊斯坦布尔（1890-1923 年）的欧洲外交、地方救济和城市变迁之间的交集。
https://globalurbanhistory.com/2017/11/29/remodeling-tianjin-a-new-history-of-globalization-in-a-chinese-c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