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文学史述中，汉魏文学被视为中古文学史的开端，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汉魏文学”的说法其实并不准确，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两汉三国文学”。人们习惯以“汉魏”代指“三国”，自然是缘于政治势力的比拼结果。在曹魏金戈铁马的兵威下，刘蜀、孙吴先后灭亡，西晋接续了曹魏之皇权。虽然三国时期，魏、蜀、吴三方都在争夺权力正统的竞赛中，针锋相对，各不相让，但终究是成王败寇，政权的胜出，让曹魏文学体系获得了正统叙事优势。后人以汉魏文学指代这一时期文学，就是这一历史结局所留下的深刻烙印。

文学称谓的取舍，本质是时代价值取向的直观体现。长期以“汉魏文学”指代“两汉三国文学”，刘蜀、孙吴文学便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世人常将历史的层层筛选视作客观公正的自然规律，却忽略了政权更迭、官方史述的人为改造。尤其当陆机、陆云等孙吴后代文人跻身文坛核心、引领文风变革的时候，更会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孙吴文学传统及其流传，反省受制于政权更替的后代史述对孙吴文学的巨大影响。

该书对孙吴文学原初属性的探索，是从最基本层面的文献研究开始的。我们往往将原始文献作为历史研究的第一手资料，殊不知，这些资料已经经历了历代筛选、重构与增删。该书第一章全面梳理了孙吴文献层面的重构历程，指出孙吴文献的大量散佚，是导致其后世评价不高的基本原因。该章对孙吴文献之流传情况，做了多层面系统梳理，并对其失传原因做了深入探求。

如果说文献是承载历史的物质基础，那么史述本质上是对历史的叙事。与文献文本的千年流变相对应，史述也含有对于历史叙事策略的选择与运用。该书第二章是对孙吴史述的检讨，史述立场也是研究的中心内容。在主流史述中，孙吴是被边缘化的；但由孙吴人自己书写的史书残存，则能看到另一番景象。

这两章展示了由遗存而追溯原貌的研究路径。留存与失传、边缘与中心，政权往往在其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王朝气运有盛衰通塞，与之共生的文运亦随之起伏；但政权的兴衰成败显于当世，而文学气运的起落浮沉，则显现于后世的历史记忆与学术传承之中。

依托前两章的文献勘误、史述辨正，该书后四章开启了对孙吴文学的正面研究。作者延续“考古复原”的核心思路，在残缺的史料中，串联残楮断简、梳理文脉，力求复原孙吴王朝曾经拥有的文学辉煌。此四章用的是常见研究布局，包含文学观念、作品研究、后代继承诸方面；但由于要克服现存史料残缺、现有史述被遮蔽的问题，因此在研究路径上常有开拓创新，处处显示别具慧眼之探索发现，读来令人可喜。

比如第五章，从流传载体出发，将孙吴文章分为史传流传、类书流传与石刻流传。这种方式凸显了“传播路径”对文本留存、文体演变、文学评价的决定性作用。尤其对于文献残缺、流传艰难的孙吴文学而言，更是直观呈现了其文本的存续状态，揭示了时空隔阂对古代文学研究的影响。这种研究方法和态度，相较于片面依托残存史料武断定论的研究，更具学术审慎性与严谨性。

汉魏文学一向被视为中古文学史之开端，学界也习惯性将汉魏诗歌视作中古文学的源头，并将后世所有文学新变，都溯源至汉魏文学体系之中。如今，我们将被史述淡化的孙吴文学重新放回到三国文学中去，不仅可以丰富史述，也可以调整史述秩序，给我们思考先唐文学以新的启示。

三国辩论，除了二爷和曹操，或者动不动嘲讽别人“鼠辈”。也可以看看这本书去研究孙吴文学。
建安文学和孙吴文学也可以比较。
甘蔗很甜，嚼多了慢慢就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