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药家鑫案中父母应该吸取的教训
伍加，2011年5月23日，周一
谁的孩子谁心疼。药家鑫这孩子虽然犯下了滔天大罪，可是他的父母一定是在想尽办法挽救他的生命。从他犯事的当天起，到西安市中级法院二审后的今天，药家鑫的 父母肯定经历了无数不眠之夜和身心煎熬，作为局外人本不应当在此时对他们评头品足；但是，鉴于这个案件的性质和影响，我还是忍不住要唠叨几句：从药家鑫的 父母在这场血案的应急处理、在诉讼-反诉过程中的表现看，他们的做法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他们的初衷肯定是想减轻孩子的罪行，可是从客观效果上看，他们 的做法不但没有能够为自己的孩子减刑，反而适得其反，事与愿违，一步一步地把自己的孩子推到了必死无疑的深渊。
很多人都说过了，“子不教，父母过。”有许多人在反思家庭教育中道德教育的重要性，教育方法的改进等等，我在这里不再去说药家鑫的父母以前对他的教育方法如何如何，只讨论出事以后他父母的应对方法是否得当，探讨一下他们那种做法的实际效果以及怎么样才是更好的做法。
这本来是一起普通的交通事故，竟然演变成故意杀人的血案；本来是才华横溢的优秀生，突然就变成了冷漠杀人犯；撞伤了无辜者，还要再捅上八刀。人性泯灭如此， 天怒人怨，法律无情，其后果当然是自取其咎。但是，尽管是在这样的恶性案件发生后，作为当事人一方，难道就没有更好的办法将功赎罪、获得轻判吗？
药家鑫案二审在上周五完成，庭审结论是维持一审死刑判决。虽然还要等待通过最高法院的最后审核，不过最后的结局已经毫无悬念。药家鑫自己铸成大错在先，他的父母、律师犯下大错在后；药家鑫的罪行不可饶恕，他现在很可能会感到后悔莫及，但他的忏悔太迟了。没错，这个音乐学院高材生在他挥刀杀人的那一刻就已经确定了他的命运；可是，事发后他的父母、他的辩护律师们又接二连三地做出了极不明智的做法，导致本来也许会有的一线生路被完全堵死。为什么这样说？
我们首先回顾出事的当天：2010 年 10 月 20 日晚上，当 药家鑫撞人杀人后回到家里，一定会和他父母诉说他所犯下的罪行，这时他的父母应该怎么办？他的父母不是立即救人、报案和自首，而是心存侥幸，想着这事也许 不会被揭露出来。第二天，他们竟然跑到儿子的学校里开出一张“三好学生”的证书，试图以此表明儿子一直是个优秀学生。人命关天的事，岂能用一纸证书搪塞？ 假如当时药家鑫的父母得知儿子出事后立即呼叫救护车，赶到事发现场，千方百计抢救人命，并在第一时间报案，在警方的配合下，立即赶到受害人家庭，诚心认 罪，诚恳认错，找到受害人的家属，答应一切赔偿要求，承担任何责任，包括抚养受害人幼子的责任，那么结果会是怎样？当然，出于愤怒和激动，受害人家庭可能 会做出些过激行动，这时药家如果能换位思考，即使人家出手痛打你们一顿，那你也要忍受，你也要承认是自己的过错在先。人家死了亲人，幼儿失去母亲，人家当然会愤怒。你再去找找死者家族中德高望重的老者，找村镇上的负责人坦承自己的错误，让他们帮助劝说死者的丈夫，这比一百张“三好学生”证书都管用。人死不能复活，人心都是肉长的，如果药家能够把张妙看成自己的亲人，设身处地为人家着想，真心诚意地忏悔，最大程度地补偿，那么结果也许就会有转机。
第二个错误是那个提出“弹琴杀人”的犯罪心理学专家，她是不是受雇于药家？如果不是，这只能说明这位专家真是“砖家”，她的“弹琴杀人”理论等于是火上浇油，往伤口上撒盐，不但搬起“砖头”猛砸了自己的脚，同时也猛砸了被告，把药家鑫变成众矢之的。如果药家的确曾经委托这位教授以专家身份为孩子开脱，那么她肯定是起到了适得其反的作用。
纵观整个案件的过程，唯一有效的、可能的减刑办法是药家鑫本人的真诚忏悔和他父母的真诚道歉，如果他们的诚心诚意能够感动受害者家属，那么整个案情的发展就有可能出现转机。遗憾的是，药家父母并没有这样做，一开始，他们连受害人的家属都不愿意见面，也没有看到他们立即对受害者家属做出过口头的或是书面的道歉，对社会公众也没有任何后悔的 表示。直到血案发生后的第 128 天，药家父母才当面向死者张妙的父亲道歉。太晚了，正如药家鑫的忏悔太晚了一样，他父母的道歉来得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