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Vovin在文章里给了几个关键的证据
A.高句丽铭文中所反映的、非汉语的语法标记，无法在日语里找到同源的，但能够在中世朝鲜语中找到同源。
B.除了《三国史记》中提到的（也是白桂思旧说的主要论据）高句丽南部地名之外，其他高句丽词汇中能够确定词源的，基本上都指向朝鲜语系而非日本语系。
C.《三国史记》中的新罗地名（尤其是景德王在位时汉化的那些）有着明显的日本语系因素。
D.满语中存在一系列和中世朝鲜语对得上的借词，说明这些借词来自某种朝鲜语系语言。同时，这些借词往往在更偏北的通古斯语系语言中是缺乏的。考虑到地理位置，最有可能作为这些满语借词的朝鲜语系来源语言应当是高句丽语。
E.Vovin认为，《三国史记》中出现的原高句丽南部故地的、与日本语系相关的地名，反映的并不是高句丽语的本来面貌，而是该地更早的日本语系底层。
2、金田一春彦所著的『日本语』中给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他说在明治年代、吉林集安太王新村发现高句丽的语言、一个古碑上出现了「三」、「七」、「十」的汉字，而在这三个字的旁边出现了对这三个汉字读法的说明「 密」、「难」、「德顿忽」。学者发现这同日语有著某些的联系，日语固有的这三个数字的读音同古碑上注音极端的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