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庭擒闯王高迎祥
崇祯九年二月，陕西巡抚甘学阔接受了流寇过天星的乞降，降后的过天星所部“劫掠如故”，三月十 八日甘学阔罢官听勘。五月十一日过天星所部在延安再次反叛。
这里可以看出这帮人的本质。不可否认，明军中固然也有兵败投降的，但那大多是在弹尽粮绝救援无望的情况下，或者是数度败北于一人一军无颜再战。像流寇这样主动乞求投降归顺在先，不尊将令、不守军法、不畏上宪于后，或者干脆降而后叛的，实在是明末一大特色。
这在反映出流寇无德无良本性的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剿匪作战的一个困局——朝廷毫无定见！
忽而调兵遣将、增兵增税全局部署力主剿灭，作战稍有不利便轻易改弦更张转为专事招抚，招抚降而复叛，即以招抚不利加罪于廷臣，改而全力围剿。骄兵悍将尚且拿流寇无可奈何，朝廷却屡以白面书生出身的知州、知县抗拒大股流寇以卵击石，结果自然是忠于朝廷又不通兵事的读书人死节。
当年三月，孙传庭接替甘学阔任巡抚一职。七月十九日，孙传庭击败流寇，生擒闯王高迎祥、刘哲，献俘京城凌迟处死。

明的覆亡，和伪清的兴起，是太多的偶然因素在同一时间段内同时产生影响的。
说到进攻，大明最精锐的关宁铁骑也只能和伪清骑兵打个平手。
而且，这又涉及到两个民族生存方式的因素。综合起来看，就是游牧民族的战争成本要远低于农耕民族。
汉武帝北击匈奴拓地千里，匈奴人被赶到了远方去，可匈奴人仍然是养牛放羊，只不过换了个地方而已，仍然能打仗，只不过精锐大部**掉了而已。汉帝国经过几十年的数轮即便是胜利的大战，却已经气喘吁吁国力几尽了。这就是由两个民族生存方式决定的、无法弥补的战争缺陷。
当年，明帝国唯一的出路就是，全力剿灭流寇，即便在边境上对伪清虚与委蛇甚至屈己求和，攘外先安内，剿灭内乱，休养生息。
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在游牧和农耕民族的战争中，游牧民族取胜的唯一方法就是不停地进攻，充分发挥己方战争成本低廉、部队机动突击性强的优势，打就往死里打、追上了就是一顿臭揍，一口气打死。
一旦农耕民族取得了平息内乱、休养生息的宝贵的喘息时间的话，同样例如汉武帝，游牧民族往往就只有让农耕民族兜着屁股猛踹的份儿了。

当时，左良玉的病刚刚痊愈，带了三千兵驻守鄢陵，又得到了一位楚姓乡绅资助的五百精锐民兵。
在审问被俘奸细时，左良玉得知，流寇晚间的火堆是按部队规模燃烧的，大部队点的火堆大，小部队的火堆小，火焰最猛烈的营地就是大首领（即“大帅”）所在的位置。然后流寇的众头领会前往该营地按白天所杀军民、所掠财货报功，大首领开营检收，二首领营前的火势稍微小一点儿，而且有红白两色旗帜为号，各部流寇一望可知。
这里可以看出，左良玉这位山东大汉在历史上的名声或许并不怎么好，但至少他是个粗人里的细人。左良玉即探明了流寇的虚实，便大张旗帜，大开营门，当然也按传统套路安排了伏兵。点了一个特别大的火堆吸引流寇。流寇小头目们见到烛天之火，以为是大首领的营地，毫无防备地就去报功。左良玉照单全收，“良玉纳之，审阅甫毕”，貌似还大模大样地检查了一遍战利品（？！难道他们彼此不认识？！或许左将军的作风比匪首更像匪首？！不可思议！）。然后一声令下伏兵四起，现抓后杀干掉了二十八个小头目（这里可以看出左良玉的作风，不招降纳叛、不废话、不罗嗦，即便先抓住了也不耽误杀）。留守营地的贼们看到去报功的半天不见回来，起了疑心。左良玉紧接着亲自率领精锐趁着夜色发动攻击，大败流寇，缴获了九个“银盔”，让将士们分了。
当夜，明军追杀流寇几十里，有马的贼骑马跑了（关键时刻还是技术兵种好啊！），两条腿的跑不了的就地钻了农田草丛里藏匿。天亮后当地百姓协助明军搜索残敌，藏着的大多也**掉了。
这一仗，击毙流寇几千人，尸横遍野。将流寇击溃成两部分，老回回一部逃往郑州，计文冲所部逃往陈州、沈邱。
战后抓住了一个珠光宝气衣着艳丽的美貌少妇，经讯问得知，此役干掉了流寇头目薛仁贵。之所以叫薛仁贵，是因为这家伙喜欢穿白衣白甲又够狠能打仗。而这个妇人是山西平阳人，三十二岁，跟随薛仁贵三年，审问完毕后推出去杀了。这个女的皮肤很白，唯有屁股下面又黑又硬，应该是骑了三年马的缘故。然后，“诸兵分取珠宝，剖其腹，将心肺炙而食之”——这都什么饮食习惯啊！

1、不排除任何作者在写东西的时候都有自己的观点掺杂其中，这是无法避免和不能否认的。人情如此，历史大多也如此。
太史公司马迁在《史记》的《卫青霍去病列传》和《老子韩非列传》中又何尝没有掺杂自己的观点呢。
《明季南、北略》两书，成书于伪清玄烨年间，当时文字狱之风正炽，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当年并未刊印。直到颙琰年间文禁稍驰才小规模地付梓以活字印刷。但流行更多的还是手抄本。
书中很多地方在一段叙事特别是民间而非朝堂之上的事情之后，作者都有标注，某年某月某日在什么地方听叫什么的哪儿的人说的。
所以，这两书只是当时人们的民间笔记记载，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
同样，如果作者在写作时有意规避文字狱的话，更多更重地夸大明帝国的所谓腐朽堕落、更少甚至根本不记述为国殉难的忠臣孝子似乎会更符合统治者的口味也更高明。
2、明末流寇肆虐，不光和贫富差距拉大有关系，连年灾荒也是直接且关键的原因。翻开伪清官修《明史》，它们都不否认。崇祯皇帝即位以来，一年当中只有一地遭受大规模灾异的年份都少的可怜。那一连串的天灾即便换到任何一个没有外患的鼎盛朝代都足以使其迅速由盛转衰。更何况还得一手对付关外的伪清呢。
3、这个不在这儿作评论。

一个大人物和一个小屁孩儿的一则小故事，杨尔铭救史可法
崇祯九年，流寇进犯安徽安桐。时任安庐道的史可法率军出战，走到距桐城三十里的地方，被围于鹿耳城，形势很危急。史可法告诉麾下将士，桐城杨县令年少而有才，他能来援就可以解围了，谁敢去？一名部将主动请缨并成功突围前往求救。
求援的部将半夜时分抵达桐城，被城上缒下的筐一类的东西拽上城头见到杨县令（窃以为这里可见两点：一是当时形势之危急，夜间不敢开启城门，即便问答无误也只能“缒城而入”；二是杨县令治下严整肃然无丝毫懈怠，这一点更重要）出示了史可法的求援信并急切地告诉杨，如果现在不立即去救援的话，等到天亮，一切都完了。
这位杨县令也是人小鬼大，没有时间兵也不多的情况下，立即召集乡绅商量。会议上，应该是他做了一个简短的形势报告，应该也就是一个意思：现在流寇们正和史可法玩儿命呢，如果他们干掉了史可法，下一步顺手来桐城劫掠烧杀一番在道德和技术上都应该不成问题。然后换衣服，披挂整齐带着全县的乡兵疾驰救援。这支援军没有带长剑大戟（有没有或许都是问题），只是每人各举两支火把，拉开距离保持队形整肃而行。流寇远远地看见火光烛天，以为大队明军赶到，便撤围远去脱离战场，史可法就这样得救了。
上面之所以说这位杨尔铭县令“人小鬼大”，是因为杨大人虚张声势救援史可法时只有十五六岁，也就是今天高中生的年龄。他是四川叙州府筠连县人。崇祯七年三甲进士，中进士的时候他只有十四岁。难怪史可法大人都听说了呢。而且古人一般讲的都是虚岁，实际年龄或许只有十三岁甚至更小！骇人听闻。这个年龄放在今天是彻头彻尾的小屁孩儿，能跨一个年级家长都会乐得嘴咧到后脑勺儿上去！
人家十三岁在国家级公务员考试中脱颖而出，紧接着就被派往桐城当县令。相信桐城的父老乡绅们在见到这位十三岁的县令后，回到家里就得把自己的儿孙子弟好好地虐待一番。其实这也不难想象，诸如“你看人家......”之类的话肯定会成为口头语。
当然了，十三四岁的孩子中了举人后接着去参加科举考试，真的算是神童了。但明代的科举是全国的人精聚在一起拼命，最终能够脱颖而出的才能算是人精中的人精。
所以杨神童虽然拼掉了n多大哥大叔大爷考上了，但成绩也并不理想。这位杨大人的名次在同年的二百四十二名三甲进士里排名中等偏上。这样的成绩是既进不了翰林院也当不了京官的，所以就被外派到了安徽桐城当个县令。
上文滁州防御战中的那位滁州知州刘大巩，也是崇祯七年的进士，和杨尔铭大人是同年（见了面可以喊“刘兄”而不是“刘大爷”、“刘叔叔”，爽啊！尽管“刘兄”的儿子可能都比他大）。刘大巩大人是二甲第三十五名进士，如果排名靠前或许还有留京官的可能，但当年那一科的二甲进士一共取了五十七名，这个排名属于中等偏下，所以也只能被派出去。但人家毕竟是二甲进士，所以做知州，起步就不低。
接着说这位杨尔铭大人，十四岁即就任桐城县令。但是官帽太大了小孩儿小脑袋戴着晃荡，就用绢塞住帽子后边，堂上的椅子太高，就“翘足而升”，一顶塞了绢布才能戴稳的大帽子加上晃晃荡荡悬着啷当的两条小腿儿，这样子确实挺滑稽。时间长了，杨小孩儿帽子歪着就出去了。衙役笑他“老爷纱帽歪矣”，杨小孩儿大怒：“你说我歪，我从今天就开始歪了（小孩儿脾气发作了）！”抽出行刑签命令把笑他的衙役挨个儿揍了一顿，“遂畏惮焉”——都老实了。


流寇貌似始终没过长江。

这帮人无组织无纪律无民族大节观，要真拉到关外和伪清打仗，弄不好对方“重金馈之”就“遂反戈”了。

接着说流寇——李岩投奔李自成
李岩，河南开封杞县人，天启七年举人，能文能武（这里记述的是崇祯十年的事儿，十几年的时间为什么不进一步去考进士？这种人应该是有钱有精力又有时间啊！还是考了屡试不第？）。弟弟是秀才，父亲是进士。家境相当不错。所以乡里都对李岩以“公子”相称。李岩家富而豪，好施尚义。当时，连年旱灾已经造成饥荒。县令宋某仍然不停地催逼捐税，使百姓流离失所。
李岩对宋县令进言，税先别征了想办法放粮赈灾吧。县令说杨阁部“飞檄雨下”，不催不征怎么交差（阁部压县令，县令只能压百姓。一级压一级，大鱼吃小鱼）？至于赈济饥民，县里没多少粮食，只能在本县的富户中摊派（这其实可以看作是在“点”李岩了：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上级交派的任务都完不成还赈济？要赈济也行，县里没粮食，先从富户身上下手！谁是富户？眼前站着的李岩家就是“富户”）。让县令没想到的是，李岩“退捐米二百余石”。李少爷当场拿出了两万多斤粮食。
这下儿惹祸了。乡里的无赖听说后，纠集几十人引李岩捐粮的例子到富户家里闹开了，不给粮食就抢劫纵火。有人找宋县令让他管，县令不高兴了，但该办的差事还得办。发了个告示出面阻止，说大家别着急，粮食会有的，但你们再这样闹下去本县就按“乱民”办了。连哄代吓唬，饥民才暂且退避，但扬言说如果县令放鸽子我们还会再来，反正也是家门口儿，说来就来说聚就聚不费什么事儿。宋县令这边打发了饥民，心里更不爽了，说李岩“发粟市恩，以致众叛。倘异日复至，其奈之何？”然后向主管司法和执法的省按察司打了个报告说李岩这家伙如何如何不地道，上边儿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啊！县令肯定没跟按察司说饥民聚众的原因，也跟按察司说不着啊。反正下面怎么回报上面就怎么听呗，听的结果就是按察司回复县里——“密拿李岩监禁，毋得轻纵”，县令就把李公子抓了起来。
但按察司的回复里有一个“密”字，县里显然没有拿捏好，或者本身也许就无从保密。但这事儿无论怎么说县令干的都不地道。
这下麻烦更大了。饥民们也不爽了，因为我们连累了李公，于心何忍！干脆干掉了宋县令劫狱就出了李岩，连同李岩一起被释放的还有县监狱内所有的囚徒。然后把仓库洗劫一空。
这时李岩告诉大家，你们救我是好意，但这事儿已经惹大了没法补救了，不如去投奔李闯王（高闯王去年已经被挂掉了），或许还能拼得一身富贵也未可知。“众从之”，于是李岩安排好家眷后一把火烧了县城带着众人投奔闯王去也。这时县里没被挂掉的、没跟着跑的只有几十个衙役和二三百个百姓了。
投奔李闯王后，李岩力劝李自成“假行仁义，禁兵淫杀，收人心以图大事”，闯王同意了。然后李岩又举荐牛金星等人，“归者甚众，自成兵势益强”。
李岩派人伪装成行贾客商到处宣扬李自成的队伍是人民的队伍，不烧不杀不抢还不收租子——这简直就是十七世纪第二大笑话（第一大笑话应该是那句“本朝为明复仇”）！不杀人也还说得过去，不抢你粮食不收你租子，那他们吃什么啊？！他们吃的肯定还得比你好！我是不信的，但是有人信，“愚民信之，惟恐自成不至，望风思降矣”。这里可以看出宣传工具的强大力量有的时候真的堪比一流的野战部队。
本书作者年幼时贼势大张，但百姓们都说“李公子乱”而不知道还有个叫“李自成”的人。直到闯王进京，百姓还以为是李公子，而不知道李公子其实是李岩，而李岩是给李自成打工的。
可以说，李岩的归附，弥补了闯王部队“文治”不足的一面，使李自成如虎添翼。

有哪位神仙知道“磨盘铳”是个神马东西吗？
刚刚翻书时看到的，觉得挺神奇的，补充——貌似是用于海战的。

饭前一顶~

本应写在前面的话，这里补充一句：
《明季南、北略》两书本就是叙事性较强的时人笔记，而非冠冕堂皇如对大宾的正史。当然，其中或有与官修正史不同甚至相悖的记载，这里的原则是既然读这本书那么就基本尊重原著，对于书中的事件如实记述，身边能够顺手找到的关于相关事件的不同考证会尽量列示。
但本人不是学历史和古汉语的，又懒，懒得翻太多的书去考证一些人名、地名、官名、别称，只是出于兴趣在看书，在兴之所至之余写出这些东西作为读书笔记，所以此间错误在所难免，也感激行家指正。关于本书中的记叙与描述，有疑问的地方大多会标注出“存疑”、“或许”和“貌似”的字样，同样感激方家指教。多谢了。
另外，本文第一部分主要关注的还是“流寇”，所以关于伪清入寇、君恩帝德、关宁防线、太监祸国和一些皇帝扶乩、大臣上书、朝廷斗争、官员改任之类的事情，以及一些异常天象、节妇孝子等的记载暂且不提或者一带而过。望见谅。


     贼围安庆
    
     流寇抵达安庆城外扎营，转天攻城。都督洪正春（这名字起的有才啊！）派一位姓潘的中军将领率三千正规军和两千民兵出战。这指挥官也够让人无语的，和流寇打野战不是不可以，但貌似坚守更见效果，或者是坚守数日挫敌锋芒再出战似乎更好。结果出城官兵遭遇合围，潘中军殉国，副将程龙兵败后“以火药含笑z焚死”（忠臣孝子！这才是大明英烈！好一位悍将！好一位汉将啊！）。贼人顺势掩杀追至城外合围城池。
     都督洪正春命令安庐、安庆巡抚史可法出兵解围，史大人只是督率士民坚守城池不出战。贼攻城时城上箭弩齐发毙敌甚众，流寇苦攻十四天城池不破。
     史可法大人虽出身书生但在安徽和流寇也打了几年交道，并不是一根儿筋，所以拒不出战只是坚守城池。还有一点，人家潘中军带着三千正规军加上两千民兵出战，出去就让贼人围歼了，史可法带着“士民”出去有什么用？明知不敌为什么还要出战？为什么不坚守待援？上一次有杨尔铭机智地耍了个小聪明救出重围，这一次城头上坐着的可是刚刚送掉一个中军一个副将的洪正春。所以史大人就是不去。
     久攻不下的流寇放弃了安庆，于当年十月进入安徽舒城。这地方的人真啊！刚刚送走了一拨只谋财不害命的左良玉，又迎来了一拨既谋财也害命的流寇。好在明军尾随而至，流寇还没有来得及展开传统项目，参将张一龙就在昝家冈大败流寇并生擒其头目摇天动等。副将孙应元在乌纱山又败流寇，斩五千余级。太监刘斌带着京营兵和流寇交战了一整天后，又一口气儿追杀七十余里（太监也还是多少干点儿人事儿的，当然，或许这差事本来就该让人来干）号哭震天，斩首五百四十二级。接连的失败让流寇又使出了看家本领之二——钻山沟去也（看家本领之一是投降）。
     另外，据正史记载，这股攻击庐州、桐城、舒城、无为、太湖、潜山等地，和巡抚张国维对阵的流寇，应该是张献忠所部。
     当年十二月，流寇攻陷位于安徽省东北部的灵壁。


诸将死难
崇祯十年，流寇攻击安庆，明军败退。为国殉难者，程龙、陈于王以外不一：
把总（正七品）詹鹏，冲锋陷阵，兵败后以头撞石殉国。
把总王希韩，素廉勇，深得士兵爱戴，力尽后，仍然率领部队拔营血战，殉国。
把总王猷，力能扛鼎，杀贼众多，被围后为流寇生擒，贼们分食其肉而死。
把总唐世龙，兵败后不愿独自逃回脱险，反身冲阵与贼鏖战，落马，殉国。
千总（正六品）周嘉，刚刚结婚一个月，慷慨请缨，力战，殉国。其妻王氏，痛哭丈夫，绝食自缢。
守备（正五品）王宏猷，兵败被俘，流寇也赞赏他的勇悍和善战，劝其降寇不听，大骂，被贼人用锯齿锯断了脚仍然骂声不绝，死。
守备莫显骅，中武举人后不愿意继续参加武科会试，放弃了考取武进士的机会而自愿请缨上阵杀敌征讨流寇，陷阵，殉国。
同时殉国的还有：张全斌、王定远、俞文夔、顾应宗、蒋达、潘象谦、季靖。
本书作者评论：流寇发难以来，武臣逃遁者固多，而死事者亦不少。然其名或着或不著者，士固有幸有不幸也。

辽东的事情和建州女真的东西后面补上。
这个大约是从全书四分之一的地方开始的。

第二天黎明，那些“回去安 心睡觉”的人们一觉还没睡醒呢，忽然炮声大震，百姓们惊慌失措。流寇侦查骑兵突然出现在六合县西门（所谓“西门”，应该是郑同元应付差事修的那一圈儿土质城墙的“西门”，但即便如此，多少也是有些作用的）。当时永生洲的士兵们因为张国维巡抚曾经下令提防过他们，都没有斗志。只是把城外一座跨河的冶甫桥烧掉，以阻止流寇不过河而已。只有常游击带领着几百人（小于等于七百）前往迎敌，中途开小差儿的就跑了一半，到了西门，流寇的前锋主力骑兵已经到达。
     常游击带着仅余的几百人（往多了说总共就七百人的队伍，前面行军途中跑了一半，这里的人数应该不会超过四百）整肃阵型在西门严阵以待。流寇见无法进城（看来这股流寇前锋的实力也并不强大，小于等于四百人的官军驻守严防他们就“不得入”了。当然也不能排除不愿意硬碰硬的战术考虑），忽然大喊“从东门进城也一样！”常游击听到，命令后队分兵前往东门防守（兵力捉襟见肘，常游击不容易啊）。流寇看到官军阵型动摇，十七名骑兵突然冲锋，明军后队率先溃散。
     常游击见己方阵型已被冲散无法抵挡，便大喊“城池已经保不住了，百姓们快跑！我去保卫南门。”且战且退。流寇骑兵虽然在西门击溃部分明军取得了进展，但百姓们也得便趁隙前往县城南部的浮桥，通过浮桥渡河就算逃出去了。
     常游击且战且退，退到浮桥的时候，流寇尾随攻击而至。士兵们都往南渡河逃亡，常游击亲自断后，只有五名士兵追随他一起留在桥头继续战斗。贼人逼近桥头，常游击右手举鞭抵御敌人，左手“拔桥”（原文如此，或许是拆桥板的意思吧）。一个敌人骑兵忽然冲到他跟前举刀便砍，常游击急忙躲到马下，举鞭“扑杀”了敌人。敌人主力杀到后，很多贼兵拥挤着骑着马掉到了河里。但是敌人箭如雨下，常游击挥舞着手中的铁鞭（原文只说“鞭”，但是窃以为马鞭子是不能当常规武器用的，所以或许是钢鞭、铁鞭之类的兵器）拨打得雕翎箭纷纷落地。常游击与贼激战的地方是龙津浮桥（古桥，始建于南宋初年，明代中叶重修）长宽十几丈，用铁索连接两岸、桥面平铺木板。当时桥板虽然被他拔断但是铁索还在，顺着铁索也能过步兵，或者重新铺上木板就能直接过骑兵。常游击用佩刀砍断了铁索，贼人无法渡河，只能与明军隔水对峙。本来可以稍微松一口气了，但是正在此时，对岸忽然飞过一箭射中了他的大腿，紧接着又一箭正中脖子。常游击当时并没有死，勉强撤到了安全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