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性，是我们谈小说时常常提到的一个词。一个自我意识强烈、感情饱满、精力充沛的作者，在写作时往往会将自己的一腔情感和思考倾泻在作品中。他们在创作时，回避不了自我的真实，必须回答 "我为什么要写作" 这个追问，一定会展现出他们独特的个人追求。这样的作者创造出了很多或许青涩，但绝对浓烈的作品 —— 读者能在或激愤、或沉痛、或颓废、或兴奋的情绪下清晰地感受到作者的呼吸、脉搏，作者的力量穿透了文本打在读者身上，读者感受到了文本并非为商业创造的遵从于条条框框的消费僵尸，而是蕴含真实经历的鲜活生命。
我们读这样的作品，常常会被作者的激情所感染，但是，我们同时也知道，故事被故事以外的另一个世界干涉了，那么故事本身的完备与和谐，还有那么完美无瑕吗？
而《大明王朝 1566》不同，它的特殊性 —— 兼具小说和剧本的双重身份，将优秀商业作品的成熟性代入了小说中，它是工业与艺术的结合，或可称为工艺品，兼具精细的打磨与稳重的结构。它不但不显露作者性，反而克制作者性，作者在叙事中隐身了。
有人这时可能反驳说："不对啊，它的第一个主要事件 ' 改稻为桑 ' 都是纯虚构，按你的说法，它不应该完全遵照历史吗？况且，作者对各个人物的立场倾向也很鲜明啊，好人坏人一目了然，海瑞的正直更是都透出书来了……"
首先要说明的是，作者性的隐藏不代表作者性的丧失，隐藏的作者性依旧会对作品进行价值判断，依旧会对作品的戏剧性进行设计。小说对于历史人物形象和评价的微调，对历史事件的虚构对于小说的戏剧性有着积极意义，而对不同人物的爱憎更构成了小说表达的重要部分。
作者性的隐藏与作者性的丧失的不同在于，丧失作者性的作品是遵照某个固定标准生产出的标准件，比如为了追求商业成绩而跟风模仿爆火作品，或者遵循类似于黄金三章之类的无聊规则；而隐藏作者性，则是克制自己过度的表达，平衡各个部分的重量，使故事不会因留恋而在某个地方停滞不前，不会因意尽而在某个地方一泻千里。
我们不难设想，如果是某些表达欲很强的作者，他们会很容易给某个关键场景塞满浓烈的修辞，恨不得把全宇宙的好词汇都扔到这个场景里。我们有时甚至会感到，作者正是为了这个场景才写下来这部小说，就是为了这碟醋才包了这顿饺子。而大明王朝1566的写法则完全不同，每个场面的重量被始终控制在稳定的范围内，御前财政会议的剑拔弩张、嘉靖在玉熙宫的数次震怒，这些节奏激昂的高潮，一般作者会将他们拔地而起，显示出巨大的波峰波谷的落差，而在大明王朝1566中，高潮的来临则是在一浪一浪的跌宕中悄然发生的，当他们爆发时，你才会惊惧小船原来已经被卷上了浪峰。而高潮的结束，同样在绝不停息的剧情马车中发生，不像一些重高潮的小说，高潮后精疲力竭，丧失小说节奏，只能寻找一个新起点重新开始。
大明王朝1566始终将讲好这个故事置于调节各方面重心的核心考量，即便是后期嘉靖和海瑞这对乾上乾下的对弈，也不会偏离故事大肆写其人如何如何——它不会突然跳出来为海瑞立传，也不会单独辟出篇幅剖析嘉靖的帝王心术，他总是在故事中写人、在故事中显志，故事如一架永不停止的马车浩浩前行，不会停下来照顾想要顾影自怜的多情人。人物永远在故事之中，而非故事之外。
这展现出一种深层次的掌控力，作者不会因自恋而离题，始终谨慎地把握故事的行进。他富有克制的理智，不会唱赞歌式地歌颂海瑞的刚正，不会拼命煽情以期用情绪掩盖理性，而是赋予海瑞智慧的刚正，别人拿扯皇帝虎皮的罪臣没办法时，他能把握其立场的脆弱，获得口供。而戏剧式的书写特点，像是几乎全部模仿具体情景，而非用叙述者的口吻讲述，和不加修饰的“人物：”的对白引用标志，让小说看起来绝少使用引人注意的技巧和修辞，显得古朴长大。当然事实并非如此，大明王朝1566的技巧十分丰富，天气与情节的交互、人物间的对照、情节的详略都有深入的考虑，但它整体的和谐使得技巧在故事整体中浑然一体，这正是所谓大巧不工。
故事唯一脱离了稳重的马车，如飞跃一般的叙事抒情的，就只有结局嘉靖赦免海瑞和他的死亡。这个发生在结尾的飞跃，更像是整部作品压抑到极致后的一次情感释放，是作者在完成了一个帝王的生命后，终于忍不住在最后时刻流露出的一丝历史的悲壮。当嘉靖拖着病体对黄锦下最后一道旨意，当那个执掌天下四十五年的帝王在寒夜钟声中死去，叙述的节奏第一次慢了下来，情感的温度第一次溢出了叙事的边界。
稳重如正典的写法，严格的克制，使得大明王朝1566成为一部堪称“重剑无锋，大巧不工”的历史演义。作者性，不一定要声嘶力竭地摆在台前，将故事作为核心，是一条更加庄重古朴的道路，适当的克制，将会让故事更加稳健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