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D.塞林格，出生在纽约一个富裕的犹太商人家庭。父亲做进口生意，家境优渥，但他从小就厌恶社交场上的虚伪应酬。十五岁那年，父亲把他送进军校，他在那里过得郁郁寡欢，却偷偷开始了写作——夜里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在笔记本上写个不停。后来他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夜校，选修了写作课程，遇到了一位好老师，这才真正摸到了文学的门。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战火纷飞中，他竟然随身带着一台打字机，在战壕的间隙里继续写作。战争结束后，他回到美国，但精神上的创伤很深，常常整夜失眠，一个人坐到天亮。日后他笔下那些敏感、脆弱、与世界格格不入的人物，很大程度上就来自这段经历。
1951年，《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了。小说讲的是一个十六岁的中学生霍尔顿，因为成绩太差被学校开除，不敢回家，在纽约街头游荡了三天。他看不惯成人世界的虚伪，却又无力改变什么，只能在心里梦想着：在一片悬崖边的麦田里，做一个守望者，把每一个跑向悬崖的孩子拉住。这本书一问世就轰动了整个美国。年轻人疯狂地追捧它，学着霍尔顿的语气说话，把他的叛逆当成自己的心声。塞林格一夜之间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
但他害怕名声，就像害怕火焰一样。书越畅销，他越不安。媒体围堵他的家门，读者的来信堆成小山，出版商不停地催他写新作品。他被这些搅得心烦意乱，终于在1953年悄悄搬到了新罕布什尔州的乡下。那地方在康涅狄格河边的一座小山上，树林茂密，很少有人来。他亲手盖了一座小木屋，屋前有溪水流过，屋后是连绵的山坡。他在路口立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私人领地，非请勿入。”又在车道入口装了一道铁栅栏，加了锁链。有记者偷偷摸进来，他直接端着猎枪把人赶走。有一次，一个年轻的粉丝大老远跑来敲门求见，他隔着门板说：“你读过我的书，就等于见过我了。”
但他并不是真的与世隔绝。他在木屋里日复一日地写作。每天早晨煮好咖啡就钻进书房，一直写到下午；吃过晚饭歇一会儿，又接着写到深夜。他写得极慢，每个字都要反复推敲，稿纸堆得满满的，满意的却没几页。1953年，他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九故事》，收录了之前在《纽约客》上发表过的九个短篇，每一篇都像打磨过的宝石一样精致。接下来的十几年里，他又陆续出版了《弗兰尼与祖伊》和《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等作品，数量虽然不多，但质量始终很高。
1965年以后，他再也没有发表过任何作品。但他并没有停笔。有人问他还在写吗，他说：“我每天都在写，规律地写。但发表不发表，那是另一回事。”晚年的塞林格越来越神秘，偶尔有记者偷拍到他的照片——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穿着旧风衣，独自走在林间小路上，面容清瘦，眼神很深，像是在想着什么。邻居们碰到他，也只是点点头，不多说话。附近的小孩问这是谁，大人随口答道：“一个老头儿罢了。”他们不知道，这个不起眼的老人，曾经让整整一代人疯狂。
塞林格的木屋里有一个保险柜，里面装满了从未发表过的手稿。据说他在遗嘱里交代：这些手稿要过很多年才能出版。人们听到这个消息，越发好奇了。但塞林格的意思或许很简单——他想让文字远离市场的喧嚣，回到写作本身的清净中去。
2010年1月，塞林格在家中去世，享年九十一岁。他被安葬在当地一个小教堂的墓地里，墓碑极其简单，只刻了姓名和生卒年份，一个字多余的话都没有。但墓前经常有人放上鲜花，不知道是谁放的。
塞林格的隐居，不是因为厌恶这个世界，而是因为他想保护好自己的内心。他成名太早了，名声太大了，就像一口滚烫的油锅，稍不留神就会被烧得面目全非。他退到森林里去，不是胆小，而是清醒。他一生都在写作，却不在乎发表，这种定力，不是一般人能有的。
《麦田里的守望者》之所以不朽，不是因为它的技巧有多高超，而是因为它足够真诚。霍尔顿的愤怒就是塞林格的愤怒，霍尔顿的脆弱就是塞林格的脆弱，霍尔顿那个在悬崖边守望孩子的梦想，也正是塞林格自己一生的梦想。他用文字建起了一片麦田，让所有在成长中迷失、在虚伪中窒息、在孤独中发抖的灵魂，都能在那里暂时喘一口气。这就是文学最大的用处。
有人问：塞林格既然隐居了，和社会完全脱节，他的写作还有价值吗？我的回答是：真正的写作，从来不是为了迎合市场，而是为了安顿灵魂。塞林格在林中木屋里日复一日地写，不是为了讨好读者，而是为了和自己对话。这种“不为发表而写作”的态度，在如今这个人人争先恐后的时代，显得尤其珍贵。他用一生证明了：写作可以是一种修行，而不是一场表演。
塞林格离开我们已经十几年了。每到秋天，新罕布什尔的山林染成一片金黄，溪水依然潺潺流淌，还有人徘徊在他那座木屋的旧址附近，像是在等待着什么。问他等什么，他说：“我来找那个守望麦田的人。”可是塞林格已经不在了。他不在麦田里，也不在悬崖边，他已经化作了林间的风、溪中的石、秋日的落叶，和山川在一起，和他的文字在一起。而那片麦田，依然金黄，在每一颗孤独的心里，随风起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