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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2年（西汉元始二年）
· 疫情：青州等地发生大疫。
· 政府措施：汉平帝下诏，腾出官方控制的空置房舍作为隔离病所，集中收治患者，并派遣医官提供药物。这是中国较早的官方隔离、施药记录。
· 中医相关：此时中医辨证体系尚未成熟，所用药物应基于当时的本草经验。
公元217年（东汉建安二十二年）
· 疫情：中原大疫。曹植在《说疫气》中描述“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文学史上著名的“建安七子”中，有五人死于此次瘟疫。
· 政府措施：时值汉末乱世，政府组织能力崩溃，未见有组织的官方抗疫记录。
· 中医相关：医家张仲景家族在不到十年间，因伤寒（当时对疫病的统称）死亡三分之二。他因此发奋著成《伤寒杂病论》。该书创立的六经辨证体系，成为后世中医治疗外感热病的理论基石，但其在该次瘟疫中的即时救治作用，史书无明确记载。
约公元340年（东晋初期）
· 疫情：文献记载有“虏疮”（疑似天花）流行，多自北向南传播。
· 政府措施：未见具体官方措施。
· 中医相关：葛洪收集整理民间方剂编纂成《肘后备急方》，其中对天花症状有详细描述，并记载了包括以狂犬脑敷治狂犬咬伤在内的多种民间疗法。此法被记载于书中，反映了当时的一种摸索，但并无证据表明其有可靠疗效。
公元734年（唐开元二十二年）
· 疫情：中原地区疫病多发。
· 政府措施：唐玄宗下令在京城各寺院设立“悲田养病坊”，由政府出资，收容、隔离贫病孤苦者。这是官办医疗救助机构。
· 中医相关：政府编纂《广利方》等医书下发各州县，指导用药。政府主导的施药行为可视作早期的公共卫生干预尝试。
公元994年（宋淳化五年）
· 疫情：都城开封大疫。
· 政府措施：宋太宗诏令太医署组织医生，携带官方编纂的方书《太平圣惠方》在城中设点，按方施药。这是政府利用标准化医方进行大规模救治的制度化尝试。
· 中医相关：救治活动严格按官方认定的方书进行，体现了中医经验被纳入政府应急管理的模式。
公元1089年（宋元祐四年）
· 疫情：杭州先旱后饥，继而大疫。
· 政府措施：知州苏轼设立“安乐坊”（后由朝廷赐名“安济坊”），聘医官坐诊，对贫苦病人集中救治、提供食宿和药物。这是中国有明确记载的公立慈善医院的早期实践。
· 中医相关：苏轼个人推广其深信的药方“圣散子”。该方性温热，用于部分寒湿患者有效。但后来在辛卯年（1111年）疫病中，医生不加辨别普遍使用，造成大量死亡，此事后被医家作为“辨证错误致祸”的著名教训。此例客观说明了在未有清晰辨证前，滥用固定中药方可能造成的严重危害。
公元1232年（金天兴元年）
· 疫情：蒙古军围困汴京后，城中爆发大规模疫情，史称“汴京大疫”。据史料记载，在近三个月的围城期间，城中死亡人数达90余万。不过，此死亡数字包含战死、饥馑及疫病全部，难以明确区分。
· 政府措施：金朝政权被围，无力应对。
· 中医相关：医家李杲（李东垣）事后认为，时医用治伤寒的发表、攻下二法全然无效，伤亡惨重。他判断此疫源于围城期间民众的极度恐惧、饥饿与劳役，属“内伤”为本，外邪引发，邪毒上攻头面。他为此创立方剂“普济消毒饮”。此为其个人医理创新与临床实践，对后世治疗类似头面肿毒疫情有影响。其作用限于个体行医，未能改变城中整体的死亡结局。
约公元16世纪中叶（明嘉靖至万历年间）
· 疫情：天花持续流行，为当时威胁儿童生命的主要传染病。
· 政府措施：未见官方系统性防治措施。
· 中医相关：此期间，民间在实践中摸索出一种预防天花的人痘接种术，主要有痘衣法、痘浆法、旱苗法等，其操作是让未出痘者接触经处理的患者痘痂，以期引发较轻感染而获得免疫。此法全凭经验摸索，缺乏微生物学和免疫学理论指导，无法区分天花病毒与症状相似的良性疹病，因此有时会因错种而引发重症甚或死亡，留下严重后遗症。尽管如此，它仍开创了人工主动免疫的先河，后经改良向外传播，对后世免疫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公元1641年（明崇祯十四年）
· 疫情：华北鼠疫大暴发，主要影响山西、北直隶等地。疫区出现“全家尽殁，十室九空”的惨状。这场瘟疫与同时期的饥荒、农民战争一起，对明王朝造成毁灭性打击。
· 政府措施：明朝中央政府的统治已处于崩溃边缘，未见有效的官方救灾抗疫措施。
· 中医相关：医家吴有性（吴又可）观察到，时医以传统伤寒法治之，鲜有不死者。他深入疫区观察，于次年著成《温疫论》，首次明确提出瘟疫是由“戾气”从口鼻而入所致，一种戾气只导致一种疾病，突破传统病因论。他创制“达原饮”等方剂。此为中医温病学派的重大理论突破，但其在当时对控制疫情的总体作用难以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