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人们津津乐道的历史传奇：在1965年4月19日出版的面向电子工程师的杂志《Electronics（电子学）》上，时任 Fairchild半导体公司研发部主任的戈登.摩尔博士（Gordon E. Moore）（图1），用一个富于动感的标题，发表了一篇必将永为经典的文章：《给集成电路塞上更多的元件》。在这个大字标题的下面，紧接着的是一段大字印刷的预言：
“当电路所包含的元件数目上升时，单位成本就会下降，到1975年，在单块硅芯片上面会被经济学塞进去6万5千个元器件。”
在摩尔作出这个预言的1965年，只能做到在单块芯片上面集成30个晶体管，而今天呢，在一个逻辑芯片上面，可以集成好几亿个晶体管，在一个存储芯片上面，还可以集成更多的晶体管。这就是摩尔定律的效果：芯片所集成的晶体管数目与功效每18个月都要翻一番，而价格则下降。
显然摩尔本人是这个定律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因为他看准了就马上开始行动，于1968年7月与人一起创立了Intel公司，担任执行副董事长，于1975年出任董事长和CEO，1979年4月出任董事会主席和CEO，一直到1987年，才专职董事会主席，目前则为董事会名誉主席。
（图1）Gordon E. Moore
可以说，在Intel的辉煌后面，人们首先联想到的，一定就是摩尔博士。但是摩尔博士的后面呢？
还是在1965年的那篇经典文献里面，一个不为人注意的地方，配发了作者的头像，并用很小的字体对摩尔博士做了别具意味的介绍：
“Gordon E. Moore博士，一个新一代的电子工程师，接受的是物理科学的教育，而不是电子学的教育。…”
确实，摩尔博士的学历如下：于1950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化学学士学位；于1954年在加州理工学院获得化学与物理学博士学位。
我们再看他的工作经历：1953年，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应用物理实验室从事物理化学方面的基础研究；1956年，加入位于加州Palo Alto的著名的肖克利（Shockley）半导体实验室，参与William Shockley领导的晶体管与集成电路的研究工作，就在这年，William Shockley作为固体物理学家，与另外两名物理学家John Bardeen和Walter Brattain一起，因为半导体物理方面的发现以及发明晶体管而分享了1956年的贝尔物理学奖。而正是后来从这个实验室走出去的年轻才俊们，赤手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深刻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的电子与计算机时代。
（图2）从左到右分别为John Bardeen, William Shockley, Walter Brattain
作为一个技术与工艺的创新者，作为一个风云世界的芯片王国的国王，一般人确实很难会去注意到摩尔博士的光环后面，首先是个纯粹的科学家。
其实不止摩尔本人是受惠于科学的训练，连伟大的摩尔定律，尽管仍然且还将推动历史的狂潮，但它的肇始和终结，也早已经由一个天才的物理学家规划好了。
这位历史的真正先知就是极富传奇性的美国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图3）。那是在1959年12月的29日，这时他还没有开始他在加州理工学院所开的妙趣横生的物理学讲座，也没有象1965年那样忙着去领取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从自己满脑子的新奇想法里面拿出一个，作为一堂课的主题：“在针尖我们还有很大的空地”。
（图3）Richard Feynman
当时正是美国和苏联正在紧锣密鼓争夺太空的时候，费曼看在眼里，闷在心里，“其实我们人类花那么大的力气去争夺外太空，还不如多花些功夫到针尖上面，”费曼说。因为他太熟悉从宇宙到基本粒子的整个物理世界的各个数量级范围了，如果从我们人类自身尺度的1米出发，要走到外太空，需要经过几十万米的航程，也就是10的5次方的量级，可是如果我们从米出发，向微观世界挺进呢，到毫米是10的负3次方，到微米是10的负6次方，再到纳米是10的负9次方，由于纳米是分子与原子的尺度，所以我们人类的工程完全可以向下延伸9个量级啊！所以费曼说：“那个下面是一个惊人的小世界。到2000年的时候，当人们回顾现在（1959年）的时候，一定会奇怪为什么我们到1960年了，才想到要向小的方向发展。”
“当电路所包含的元件数目上升时，单位成本就会下降，到1975年，在单块硅芯片上面会被经济学塞进去6万5千个元器件。”
在摩尔作出这个预言的1965年，只能做到在单块芯片上面集成30个晶体管，而今天呢，在一个逻辑芯片上面，可以集成好几亿个晶体管，在一个存储芯片上面，还可以集成更多的晶体管。这就是摩尔定律的效果：芯片所集成的晶体管数目与功效每18个月都要翻一番，而价格则下降。
显然摩尔本人是这个定律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因为他看准了就马上开始行动，于1968年7月与人一起创立了Intel公司，担任执行副董事长，于1975年出任董事长和CEO，1979年4月出任董事会主席和CEO，一直到1987年，才专职董事会主席，目前则为董事会名誉主席。
（图1）Gordon E. Moore
可以说，在Intel的辉煌后面，人们首先联想到的，一定就是摩尔博士。但是摩尔博士的后面呢？
还是在1965年的那篇经典文献里面，一个不为人注意的地方，配发了作者的头像，并用很小的字体对摩尔博士做了别具意味的介绍：
“Gordon E. Moore博士，一个新一代的电子工程师，接受的是物理科学的教育，而不是电子学的教育。…”
确实，摩尔博士的学历如下：于1950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化学学士学位；于1954年在加州理工学院获得化学与物理学博士学位。
我们再看他的工作经历：1953年，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应用物理实验室从事物理化学方面的基础研究；1956年，加入位于加州Palo Alto的著名的肖克利（Shockley）半导体实验室，参与William Shockley领导的晶体管与集成电路的研究工作，就在这年，William Shockley作为固体物理学家，与另外两名物理学家John Bardeen和Walter Brattain一起，因为半导体物理方面的发现以及发明晶体管而分享了1956年的贝尔物理学奖。而正是后来从这个实验室走出去的年轻才俊们，赤手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深刻影响着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的电子与计算机时代。
（图2）从左到右分别为John Bardeen, William Shockley, Walter Brattain
作为一个技术与工艺的创新者，作为一个风云世界的芯片王国的国王，一般人确实很难会去注意到摩尔博士的光环后面，首先是个纯粹的科学家。
其实不止摩尔本人是受惠于科学的训练，连伟大的摩尔定律，尽管仍然且还将推动历史的狂潮，但它的肇始和终结，也早已经由一个天才的物理学家规划好了。
这位历史的真正先知就是极富传奇性的美国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图3）。那是在1959年12月的29日，这时他还没有开始他在加州理工学院所开的妙趣横生的物理学讲座，也没有象1965年那样忙着去领取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从自己满脑子的新奇想法里面拿出一个，作为一堂课的主题：“在针尖我们还有很大的空地”。
（图3）Richard Feynman
当时正是美国和苏联正在紧锣密鼓争夺太空的时候，费曼看在眼里，闷在心里，“其实我们人类花那么大的力气去争夺外太空，还不如多花些功夫到针尖上面，”费曼说。因为他太熟悉从宇宙到基本粒子的整个物理世界的各个数量级范围了，如果从我们人类自身尺度的1米出发，要走到外太空，需要经过几十万米的航程，也就是10的5次方的量级，可是如果我们从米出发，向微观世界挺进呢，到毫米是10的负3次方，到微米是10的负6次方，再到纳米是10的负9次方，由于纳米是分子与原子的尺度，所以我们人类的工程完全可以向下延伸9个量级啊！所以费曼说：“那个下面是一个惊人的小世界。到2000年的时候，当人们回顾现在（1959年）的时候，一定会奇怪为什么我们到1960年了，才想到要向小的方向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