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泰元年（765），初夏的细雨又一次淅沥地湿透茅屋屋顶，杜甫一如四年前写下《春夜喜雨》那样，作《喜雨》一诗礼赞这场久旱后的甘霖，但他此时的心境或许与四年前又大有不同了。四年前他过上难得的安稳生活，自然见雨心喜；而现在，“安史之乱”虽平，但北方藩镇割据，西边吐蕃窥伺中原，老友严武又猝然离世，国家与他个人的前途命运皆十分堪忧。
此时，成都已无可倚仗的故友，当然也就没了继续留恋的理由，无依无靠的杜甫背上行囊，离开了生活五年之久的蜀地。这一去，未曾想竟是“诗圣”与这个世界的诀别之路，也是他为中国文学史留下诗歌“高峰”的绝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