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有个概念叫“政治实用主义”，从明代中国的云南就能看出来区别，为什么初期要放弃起义时期的“驱除胡虏”转变为“天下一家”，中后期又慢慢转回民族主义。明朝初年云南已经失去唐宋600多年的管辖，直接以“收复”的名义会遭当地土司的抵抗，搞不好跟越南一个下场，但如果借助蒙元的名义进军性质就不一样了，我们这是来接管元的，云南的土司屁都不敢放一个。
待云南经过几代中原移民实边，汉族逐渐成为本地最多的民族之后，蒙元的实用价值也差不多终结了，这个时候明朝中华帝国与鞑靼瓦剌战争如火如荼，民族主义抵御外侮的思想爆发符合当下的局势，不管是两宋时期的民族英雄，还是明朝初年的民族英雄都是可以拿来振奋弘扬民族主义卫国思想。
所以为什么蒙古大汗在嘉靖时期被集体踢出帝王庙，包括《宋史新编》，《宋史质》在这个时候出来，直接把辽金编入《外国传》，契丹，女真和高丽日本一样都是外国人，也是这一时期民族主义现象的反应。
主要原因就是16世纪和17世纪初的明代中国境内汉民族与南方少数民族特别是云南地区的已经彻底是一家人了，大家都以中华儿女自居，自然民族凝聚力是铁一般的稳固。为什么后来明代抗清的少数民族要比宋代抗元的少数民族多于那么多，原因就是明初借助蒙元的壳同化了云南的少数民族，并且让他们完全认同了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