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朝廷没有为了省钱裁员李自成，减少加派的辽饷，解决了农民军。
明朝就不会在崇祯十七年被李自成带领农民军灭亡了。

关键是所谓辽饷被上下前后各级官员贪污掉的太多了，真用到实处的恐怕十不存一，所以那就是个无底洞，而且也发挥不了作用。

全国流民在张居正死后就已经很严重了，而当时建州卫还没有反叛，也没有所谓多征辽饷之说。李自成被撤编实际上只是偶然，即便没有李自成，也有王自成张自成赵自成。
出现流民的主要原因其实和辽饷无关，而是张居正的改革出了问题，张居正改革主要是两方面，一个一条鞭法一个考成法。一条鞭法是将实物税变为货币税，考成法是指每个地方的官员都要接受内阁考评，完成税收和之前承诺工作的过关，完不成的被降职罚俸。单看这两条中的哪一条都没问题，但两条放在一起就很要命。因为一条鞭法的实物折银比例是规定上头给一条基准线，然后地方官员可以根据地方实际状况给予一定的增减，譬如假定一车粮食按上头的基准线是折合10两纹银的税收，地方官员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折银为8两，让老百姓再拉一些粮食来再折2两，但自己在内部和商人则是按基准线来粜粮。也就是拿更多的粮食折银12到13两，上缴10两，剩下的由官员和商人按比例瓜分。反正地方官员肯定要在折银环节捞一笔，这是难免的。但如果只是这样还没啥，但加了考成法就很要命。因为上头在之前是要根据你的地方县志记录的田亩数量来估产收税的，地方官员要上缴足够的税银，能暗香操作的空间实际上是非常有限的。如果你把实物折银的比例压的越低，想捞更多的钱，那么就得加大压榨百姓的力度让百姓拿出更多的实物来折银，百姓的民力终归是有限的，被压榨的过狠，那人家就只能卖掉家产而后成为流民去别的地方讨活。由于考成法在张居正的手中非常严苛且不留情面，你只要交不齐税，张是真动手砍你的职务的。也就是每个地方官员都得首先保证每年征收的税银足额，然后才能去打自己的小九九。遇到良心一点的官员，也许还能体恤民力，主动把折银比例靠近上头定的标准线。但遇到那黑心的官员，他就不会考虑那么多了，税银我要交，但贪w我也要做。管你老百姓死不死，我全都要。遇到这样的官员，那就等于是逼着当地的老百姓丢下产业去做流民。那是必然的。
张居正活着的时候，他还能用自己在地方工作的经验给加个其它条件之类（如不得出现流民，否则也降级等等，逼着地方官员少贪一些），但他死了之后，其它继任官员哪儿见过这架势啊，只能是前面怎么做现在也怎么做，结果就是控制不住地方，流民大量出现，到处都是不稳定因素，哪儿是辽饷一个因素能导致的呢？

加征的辽饷是能减少的。
天启二年加征的辽饷田赋就减少了一半左右。
我不知道当时是为了什么，但是确实是加征的田赋减少了一半左右。
如果没有袁崇焕穷兵黩武的扩张重建了锦州、大凌河（未完工）等城，辽饷就使用的少了，就可以再减少加征辽饷田赋。
而且重建的锦州城对明朝没有好处，只有坏处。贪官污吏们当然可以借机贪污腐败捞钱。
孙承宗计划重建锦州城是为了进攻，柳河之战。袁崇焕又不进攻，不知道他为什么拼命地重建锦州等城。

辽饷用来建堡在大方向上就是错的。在具体建设方案上又毫无目标胡乱追求数量。七成以上属于白花钱。这钱用来练兵，不用多十多万精兵总练得出来。有能和野猪野战的精兵磨也磨死野猪了。造了堡，后金随便边上过还不如不造。至少不给野猪送人送钱送粮了

袁崇焕在辽东修坚城，造军堡，就是在浪费朝廷的钱，锦州城绕过就行，后金照样随便打宁远，关宁防线也是个笑话，后金绕个道照样能入寇大明。宁远大捷更是扯淡，守个三天城，上交两百多个首级报功就是“大捷”了，后金在觉华岛赚的盆满钵满的回家了，而明朝两千艘战船没了，万余军民死了，大量粮食物资都失去了，谁赚谁亏？还不如听高第的坚壁清野，全军退守山海关去，宁远其实没多大作用。

明朝的问题就不是辽饷的事，是财政税收财政严重与事实不符的事

历史证明了，袁崇焕重建锦州就是个笑话。
历史证明了，高第放弃锦右是正确的决定。

个人意见，宁远不能白丢，觉华岛也不能白弃，起码有战略缓冲区的作用。宁可封个一字并肩王也不能让鞑子白得一大块地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