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我们家唯一值得向外夸耀、给全家撑门面的，就是我的叔叔于勒。
在我们这个家族里，于勒叔叔曾是所有人的希望与荣光。他天资出众，一路苦读，考上了东华理工大学赫赫有名的核工程与核技术专业——谁都知道，这所学校的核学科底蕴深厚、全国闻名，是国家级特色王牌专业，在整个核能行业里地位举足轻重。本科毕业后，他又顺利保研，继续攻读本专业硕士，深耕核能开发、辐射安全与核技术应用方向。
当研究生录取通知书送到乡下老家的那天，我的父亲，于勒叔叔的亲哥哥，把那张薄薄的纸捧在手心，翻过来覆过去看了十几遍，脸上的荣光藏都藏不住。此后一连半个月，他逢人便高声念叨：“我弟弟，研究生！学核工程的！国家大力扶持的朝阳行业，以后铁定要进大国企、吃公家饭，前途无量啊！”
我们全家都做着一个关于于勒叔叔的美梦。
我们笃定，他毕业后会进入中核、中广核这样的大型央企，进入国家级研究院所，拿着几十万的年薪，在一二线大城市站稳脚跟；再过几年，他就能飞黄腾达，把我们这些贫苦的亲人一一接去大城市安置。父亲甚至早早和母亲商定，等弟弟功成名就，一定要请他为将来的我谋一份安稳体面的好差事。父亲总说：“核能是国家的命脉，这种行业，一辈子都不会衰落。”
于勒叔叔研究生毕业那年，曾经回来过一次。
他身形清瘦，架着一副厚厚的眼镜，却难掩眼里的意气风发。他和我们讲自己的研究、讲核电清洁能源、讲核技术在医疗、工业、环保领域的广阔前景，讲自己参与的重大科研课题，言辞恳切、眼里满是理想：“我所学的东西，终会让国人用上更安全、更清洁、更普惠的核技术。”
父亲重重拍着他的肩膀，满心期许：“好好在外打拼，等你站稳了脚跟，千万别忘了你的侄子，别忘了家里人。”
于勒叔叔只是温和地笑了笑，没有接话。
自那之后，整整两年，于勒叔叔杳无音信。逢年过节，他也从不返乡，只偶尔在家族群里发一句寥寥的节日祝福，配上几张实验室里冰冷精密的仪器照片，除此之外，再无多余音讯。
父亲渐渐开始不安起来。他托了许多熟人打听，得来的消息却越来越零碎含糊：
有人说他先是去了一家核电配套企业做技术研发；
后来跳槽去了外地一家辐射监测公司做现场工程师；
再后来行业寒冬袭来，企业缩编裁员；
辗转几次后，便再也没人说得清他的去向。
“一个正经名校的核专业研究生，怎么反倒越混越销声匿迹了？”父亲眉头紧锁，言语间满是失落与不快。
真正让于勒叔叔从全家的骄傲，沦为家族饭桌上讳莫如深的难堪，是那年春节的家宴。
席间，一位亲戚刷到了一则博眼球的短视频，标题写着《核行业惊天内幕：辐射伤身、倒班熬命，都是拿健康换碎银》。视频里的人危言耸耸，大肆渲染辐射危害、行业辛苦、晋升艰难。
那位亲戚看完猛地一拍大腿：“这不就是于勒干的行当吗？天天跟核辐射打交道啊！”
饭桌上瞬间鸦雀无声，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投向了我的父亲。
父亲的脸涨得通红，声音不大却强撑着底气辩解：“他做的是正经国家科研项目，和这些乱七八糟的不一样！”
可没有人愿意相信他的说辞。
从那天起，只要有人偶然提起于勒叔叔，立刻就会有人接一句：“哦，就是搞核辐射那个啊。”
紧接着便是一阵心照不宣、意味深长的哄笑。那笑声并不响亮，却像针一样，密密麻麻扎在父亲的心上。
慢慢地，于勒叔叔彻底成了家里不能提及的禁忌。奶奶偶尔轻声问一句于勒的近况，父亲只会闷闷地答一句“忙”，便闭口不再多言。母亲也私下偷偷对我说：“念了那么多年顶尖专业，到头来挣的钱，还不如在镇上开店做生意的亲戚体面。”
那时我已经渐渐长大，隐约觉得这一切哪里不对，却始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去年冬天，父亲说要出一趟远门办事，顺路带上了我和母亲。我们坐了整整一夜的绿皮火车，又换乘了很久的轮渡。船行在江面之上，船舱闷热压抑，父亲提议到甲板上吹吹风透气。
甲板上寒风凛冽，吹得人几乎睁不开眼。我们寻了一处背风的角落站定，父亲却猛地停下了脚步，直直望向不远处的码头岸边。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去，只见岸边立着一个简陋的小摊，一张破旧折叠桌，摆着简易的便携检测设备。摊主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工装，戴着压得极低的鸭舌帽，正低头给来往路人做简易的民用辐射、环境安全检测，赚一点微薄的辛苦钱。
父亲的声音微微发颤：“那个人……像不像你的于勒叔叔？”
母亲凑近仔细辨认了一眼，脸色瞬间大变，连忙拉住父亲的衣袖低声劝阻：“不可能，于勒明明在大城市里上班，怎么会在这里摆摊糊口？”
可父亲已经不由自主向前走了两步，又猛地僵在原地。他的脸色一阵青白一阵通红，嘴唇不住地发抖。
这时摊主恰好抬起了头——
瘦削的面颊、深陷的眼窝、那副厚厚的眼镜，还有那双我们永远不会认错的眼睛，分明就是于勒叔叔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