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来源:
上图本《票拟簿》在20世纪由版本目录学家、曾任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发现。顾廷龙述其发现经历道：“余尝见明季温体仁内阁时所拟批文曰《票拟簿》，杂弃于将作卷爆竹之废纸中，适为识者所见，亟保留之。此乃私家所散出之重要史料，几成灰烬！今上海市档案馆勤于搜访，精于识别，善于保存，不复有流散之顾虑矣。”
注:上图指代上海图书馆

史料主要记载事件
上图本《票拟簿》记载了崇祯朝内阁共6个月的票拟记录，但《票拟簿（崇祯甲戌正月、二月）》这一册系年有误。“崇祯甲戌”即崇祯七年（1634），而此册编年实应系于崇祯乙亥即八年（1635）正月、二月。兹举三例以证。上图本《票拟簿（崇祯甲戌正月、二月）》册记载，正月初五日票拟奏疏之一为吏部题请考察日期，阁票：“是，京察著于正月二十八日行。”京察每六年举行一次，崇祯七年（1634）并非京察之年，崇祯八年（1635）正月则举行了乙亥京察。正月十五日，票拟“刘宗祥奏明嘱托私书”事，阁票：“张捷已有旨了，奏内事情自有鉴裁，刘宗祥不得旁牵屡渎，该部知道”。刘宗祥弹劾张捷之事亦在崇祯八年正月。二月十四日，票拟“御史韩一光皇陵焚毁国家大变等事”，即指崇祯八年正月凤阳皇陵被农民军焚毁。因此，上图本《票拟簿》正确的阅读顺序应为第二册崇祯七年四月、五月，第三册崇祯七年六月、七月，第一册崇祯八年正月、二月。

在这份史料看到的

上图本《票拟簿》的文献性质属于分簿，而非总簿。票拟簿依阁臣分别造册，每位有权秉笔票拟的阁臣有属于自己的票拟簿。明代内阁自天启年间施行分票制，首辅不再独揽秉笔权，次辅亦得分本票拟。明末内阁每日处理票拟的奏疏“总送首揆分票。如五六十本，则每位照数得若干，多寡匀配”。而上图本《票拟簿》所记载每日票本数，在几本至二十多本之间浮动。上图本《票拟簿》所载各条阁票，一般不著票拟者姓名，偶有阁票末尾处标注“原票吴拟，今代拟”与“代温拟”等字样，这是此簿作者代其他阁臣票拟，故额外注明，且代他人所拟的阁票不计入当日分票数量。《中国明朝档案总汇》中存录崇祯七年四月至七月、崇祯八年正月至二月的档案奏疏共61件，部分奏疏载有圣旨，其中与上图本《票拟簿》所载票拟内容一致者4件，同一时期其他档案奏疏所奉圣旨为上图本《票拟簿》所未载。上图本《票拟簿》既然专为某一阁臣分设，上述未载于上图本《票拟簿》的明档圣旨则应出自其他阁臣之手。

其次，根据票拟回避原则，可推断上图本《票拟簿》记载的是崇祯阁臣钱士升的票拟。某阁臣因事上疏以及外廷上疏事涉某阁臣，须交由其他阁臣票拟，当事阁臣应按例回避。崇祯朝言官许誉卿批评阁臣彼此袒护，“如甲被言，则乙拟温旨以慰之；乙被言，则甲拟温旨以慰之”，说明当时内阁存在票拟回避原则，且阁臣有应对之策。崇祯七年四月至崇祯八年二月期间，内阁人事无变动，共5人在阁，首末位次分别为温体仁、吴宗达、王应熊、何吾驺、钱士升。上图本《票拟簿》载有事涉温体仁、吴宗达、王应熊、何吾驺4位阁臣的多条阁票，独缺钱士升一人。例如崇祯八年正月十一日，票拟吏部覆大学士何吾驺长孙承荫事疏，阁票：“何胤榴准送国子监读书”。十七日，票拟大学士吴宗达所上“首辅无端受诬”疏，阁票：“卿忠诚介直，与首辅同心协赞，朕所素孚”。二十二日，票拟真定抚按吴履中弹劾温体仁、王应熊的奏疏，阁票：“首辅忠贞恪慎，辅臣王应熊介直寅恭，朕所素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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