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苏轼能齐得失，忘祸患，穷达如一，超然物外，穷愁颠越，无不自得，故其寓惠诗文与韩愈寓潮诸作大异其趣。韩愈笔下之潮州，恶溪瘴毒，海气昏昏，不可久居。而苏轼笔下之惠州，山川秀美，土地丰腴，民风淳朴，可作终老之计。如：“一更山吐月，玉塔卧微澜”（《江月五首》），“海山葱茏气佳哉，二江会处朱楼开”（《寓居合江楼》），“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桔杨梅次弟新”（《食荔枝二首》），“东风摇波舞净绿，初日泫露酣娇黄”（《游博罗香积寺》），“郁攸火山烈，蹙沸汤泉注”（《咏汤泉》）……山月之清辉，江河之佳气，物产之丰硕，土地之丰腴，汤泉之温暖，无不令其惬意称心，致有终老林泉，久居南荒之想：“醉饱高眠真事业，此生有味在三余”（《二月十九日，携白酒、鲈鱼过詹使君，食槐叶冷陶》），“以彼无限景，离我有限年”（《和陶归田居六首》），“已买白鹤峰，规作终老计，……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世”（《迁居》）。诗人尤为惠州朴至民风所染，初到惠州，辄感惠人之好客；“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丰。史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近此翁。苏轼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岭南万户皆春色，会有幽人客寓公。”男女老少相携路首，犬羊鸡鸭竞识其家，酒香扑鼻，未饮先醉矣，人情如此。管宁当无迁志矣。居惠三年轼与父老乡亲饮酒常乐：“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不饮酒，杀尽西村鸡”（《西新桥》）与民同乐，欧阳醉翁之乐不过此耳。诗人笔下，饮食起居全无瘴乡可骇之事。韩愈初食腥臊，惊恐万状，咀吞汗骈。而苏轼入乡随俗，随遇而安，初食槟榔，他“吸津得微甘，著齿随亦苦”（《食槟榔》）；小行菜圃，觉“芥蓝如菌蕈，脆美牙颊响”（《雨后行菜圃》）；闲时或与友“绛囊悬荔枝，雪纷剖槟榔”（《薏苡》），或独自“钓鱼丰乐桥，采杞逍遥堂”（《残腊独出二首》）；初食荔枝，不禁为此“尤物”而倾倒，深感不虚此行：“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不知天公有意无，遣此万物生海隅。……人间何者非梦幻，南来万里真良图”（《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芦菔味辛，他却以为等同何曾席上之鸡豚：“我与何曾同一饱，不知何苦食鸡豚”（《撷菜》）。
（二）
韩愈潮州之贬，如临深谷，如履薄冰，故其卵巢之忧、瘴厉之叹、落寞之音，自陈之意，时见于诗文，甚有哀苦万状者，故招后人之讥评，重责者讥之“畏死”食生，有失节概，轻讥者谓之“不善处穷”，怪其能挺立决绝于生死之关头，而倘然不能自持于落寞悲凉之际，终为白圭之玷也。物议纷纷，诚不知韩者。余以为，“畏死”之说，不合愈之实际甚矣，恐亦厚诬古人也。韩愈一向以翼圣教、继道统而自居，所谓“生平企仁义，所学皆孔周”（《赠翰林三学士》），乃其一生之写真者矣。唐自安史乱后，藩镇恃强跋扈于外，阉宦倚宠骄横于内，佛老猖披，儒学陵替，国势凭陵，社会动荡。于是韩愈抗颜而作，抑强藩，斥阉竖，忤权贵，排佛氏，几致杀身，尤挺立不挠，其品行节概，光风霁月矣。
元和十年六月，藩镇为抗中央平判淮蔡，平卢节度使李师道阴使刺客杀死主战宰臣武元衡，伤主战御史中丞裴度，举国震恐。朝廷诸贤以“苟不用兵为贵，议多与裴丞相异。唯公（韩愈）以为盗杀宰相而遂息兵，其为懦甚大，兵不可以息”，力主用兵。元和十二年秋，“上命裴丞相为淮西节度使以招讨之，丞相请公以行”，（李翱《韩公行状》），公为行军司马，参与军事。献计献策，佐裴丞平定淮西。又，穆宗长庆二年（822），镇州兵乱，杀田弘正，立王廷凑，诏命深州刺史牛元翼节度深冀军讨之。十月，牛为王所围，朝议纷纷。时宰因恶愈直，阴图以愈赴镇州宣谕，息事则可罢兵，兵变则可借刀除之。
或谓：既无畏死，何有穷戚之诉，悦君之辞。余以为，披诉艰辛，夸述圣德，此乃人之常情，亦人之真情焉，亦有款曲也。愈上疏谏佛，深知闯下大祸，几于不免杀身。排佛本身虽未错，愈亦不认错，但谏表确有言辞不敬且太直处，故其“哀矜悔艾”，在于“狂妄戆愚，不识礼度，言涉不敬”。所谓戆愚，即愚忠刚直；所谓不敬，言辞太剀直，如表中所云“宋齐梁陈元魏己下，事佛渐瑾，年代尤促”，本以史诫之，而宪宗误为以死咒之。以为言辞乖刺，狂妄乃尔，固不可赦。虽远窜韩愈八千，但余怒未消，韩愈稍不慎，仍有杀身之祸。宪宗本为专断之主，追杀逐臣乃其故伎。《新唐书》卷168《王叔文传》载：“太子已监国，贬渝州司户参军，明年，诛死。”足可鉴也。当此专横之主又重之以盛怒之下，如悻悻然、口出怨艾，必死无疑。即使飘飘然，潇洒如苏轼，亦自贾祸矣。君不见，苏轼潇洒居惠，与世无争，不亦有章享之谗，海南之贬乎！故不争不怨，求哀君父，或为求生之上策也。故韩愈穷居贬所，备述艰辛，铺陈圣德，情哀词迫，宜谅其苦心也。韩愈求生也，非贪生也，不可不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