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虞时代的情形，决不能如《尚书尧典》所记之美盛。](第一编 上古三代之部 第一章 中原华夏文化之发祥 二、中原华夏文化之发祥 )对古书的质疑，令人联想到吕思勉(钱穆老师之一，同为“史学四大家”之一)著《中国通史》：“不论今古文和诸子书，所说的制度，都是著书的人以为该怎样办所拟的一个草案。并不全是古代的事实。”可谓一脉相传欤？

[大抵尧舜禹之禅让，只是古代一种君位推选制，经后人之传述而理想化。][当时尚未有国家之组织，各部落间互推一酋长为诸部落之共主。](第一编 上古三代之部 第一章 中原华夏文化之发祥 二、中原华夏文化之发祥)原来三代推选之说源自此处。

[中国古代书籍记载，不仅如《史记》等见称为谨严之史书者有其可信之价值，即素目为荒诞不经之书如《山海经》等，其中亦有可信之史料。而近人乃转谓除直接发见之物证外，上古流传文字记载，皆不可信，岂不颠倒之甚！](第一编 上古三代之部 第二章 黄河下游之新王朝 一 殷代帝系及年历)可见史料可以从各处博征，不必囿于一隅。

[封微子启于宋。周人尚不能完全宰制殷遗，乃封其王族之贤者于自汤以来之故土，仍表示周人之无意于灭殷族也。](第一编 上古三代之部 第三章 封建帝国之创兴 二 周初之封建)因为不能对付，只能妥协，这大概是比周王室仁德更好的解释。

[西周的封建，乃是一种侵略性的武装移民与军事占领，与后世统一政府只以封建制为一种政区与政权之分割者决然不同。](第一编 上古三代之部 第三章 封建帝国之创兴 三 西周势力之继续东展)然则西周封建实为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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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王遭犬戒之难，见杀于骊山下，似犬戎居地亦在周之东南。(或偏近西南，而非西北。)《左传》昭公四年：“周幽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此等戎狄正近在河南省西南太室山一带，证一。犬戎由申侯招来，申在南阳宛县(《汉书地理志》)。今河南南阳(城北二十里)有申城故址。宣王时申迁于谢，在今南阳稍南。大率其国在周东南千数百里。如犬戎在周西北，相距辽远，申侯何缘越周附戎，戎亦何缘越周合申，形式不合，证二。据《郑语》，当时申、西戎、缯相结。《左传》：(哀公四年)“楚人致方城之外于缯关。则缯近方城，与申接壤，证三。幽王与申、缯、西戎之联军遇于骊山(故骊戎国。证戎不在周之外而在内。此内外本是后人见解也。)其地在周镐京与申、缯之间，证四。(《郑语》，史伯之告郑桓公曰：“四方之国，非王母弟甥舅，则夷狄。”亦华戎杂处，幽王前已然之证。)](第一编 上古三代之部 第三章 封建帝国之创兴 四 幽王见杀与平王东迁)钱穆先生认为犬戎在东南而不是西北。尽管他的论断看起来很严谨，但在今天的学界不被普遍接受，甚至可能被认为是错的。一者，《史记·周本纪》言：“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或认为“西夷犬戎”当断为“西夷”和“犬戎”，但参看《国语·郑语》：“(幽王)又娶于申，申、缯、西戎方强。”“西夷犬戒”与“西戎”名称相近，而又同与申、缯为伍，是其为一也。冶民族史，自当知史料对诸少数民族不甚上心(越早越如此)，有名称混用之可能，但若言犬戎或即西戎，或系西戎之一支，据此当无疑义。二者，郭沫若、谭其骧等许多大学者认为，尽管申在宣王时东迁，但只是迁了一部分，迁了的叫“南申”，没迁的叫“西申”。申国本就替周王室抵挡犬戎，如若西申要勾结犬戎，那就不太难。这是很合理的，因为宣王不过是幽王的前一任，申哪会一迁就迁完了呢？三者、考古学不支持。目前来看，周之西北戎人活跃，周之东南却未见戎人文化遗存。综上可见，对待大学者的观点也应当辩证而严谨。

[封建初期的国家，其先只限于一个城圈。此即所谓“国”。国有三训：《周礼》：“惟王建国”，“以佐王治邦国”，“大曰邦，小曰国”，是也。《齐语》：“参其国而伍其鄙”，国指郊以内，鄙指郊以外，是以。又《周礼·小司徒》：“稽国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质人》：“国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城中曰国，是也。此三义可汇为一义，即一国只限于一城是也。](第二编 春秋战国之部 第四章 霸政时期 四 霸政衰微后之大夫执政)钱穆先生的说法，证明“国”与“城”相近是够了，但如若要推出“一国只限于一城”，则与考古学发现相左，恐怕逻辑跨度较大。但当时城邑极少，当是事实。故西周、春秋前期大概可以算是一种准城邦时代。据史料，春秋战国时期常有以国都代指国的(如以“梁”代“魏”)，此种政治文化大概即是准城邦时代之遗存吧？

[“兼爱”与“仁”不同，仁非不爱人，特有亲疏等差，故说“孝悌为人之本”。人绝无不能爱其父母而能爱别人者。“兼爱”异于“别爱”，乃一种无分别之爱，亦可说是一种大同之爱。抹杀个人，只就大群着眼。](第二编 春秋战国之部 第六章 民间自由学术之兴起 二 儒墨两家之兴起)这不禁令人想到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解释中国传统社会的“差序格局”时也将儒家与墨家的两种“爱”拿来对比。《国史大纲》作于20世纪30年代，《乡土中国》作于20世纪40年代，我们很容易怀疑费孝通是不是参考了钱穆的观点，但恐怕不然，学者完全可以独立得出相同或相近的观点。例一、许多人因为《万历十五年》作者黄仁宇“长时段、宽视角、结构性”的大历史观像极了20世纪兴起的法国年鉴学派的观点，而以为前者定系受后者影响，然而黄仁宇本人却从没说过自己受后者启发(且他在《万历十五年》中表示大历史观形成是他在人生浮沉中悟得，即当过国民党军官、去美国当历史学者被辞退之类)，只是推崇其代表人物布罗代尔，两者的观点相像却有内在的差异性，更像“英雄所见略同”。例二、不了解匈奴史的人，可能因为“大阏氏”带个大字，便认为其高于“颛渠阏氏”。而林幹的《匈奴史》与陈序经的《匈奴史稿》都指出“颛渠阏氏高于大阏氏”，但两位先生不太可能相互参考，而应当是各自独立得出了相同的观点。因为陈序经《匈奴史稿》主体完成于20世纪50年代，陈先生遽归道山，他的遗稿在90年代才出版，林幹《匈奴史》大体完成并出版于20世纪70年代，二者在时间上正好错开。除了推敲，也有实证。费孝通晚年回忆，其“差序格局”观点受其师潘光旦启发；费孝遍晚年才读钱穆著作，发现他与自己观点相近。虽然费先生自己有表示，但作者自己的话还不够有力，有上述所举例证，或许好些。有君可能认为这样思考一个自己胡思乱想的观点太无聊，不过再无聊的问题总该有个答案才好。

[董仲舒云：“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较国税重十五倍)。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荀悦云：“官收百一之税，民输大半之赋，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故汉文之轻徭薄赋，仍无救于社会之兼并。](笫三编 秦汉之部 第八章 统一政府文治之演进 一 西汉初年之社会)钱穆先生的这个看法实在是颇有见地。同一作者的其他书也有类似的论断：“政府的租税愈轻，地主愈便宜；农民卖了地，要纳十分之五的租给地主，地主向政府只要纳三十分之一的税。政府减轻田租，只便宜了地主，农民没有受到分毫的好处。”(钱穆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第一讲 汉代 三 汉代经济制度)(在同一个学者不同的书中读到同一个观点，令人甚觉亲切)。其他作者的书也有类似的论断：“古代的田，是没有私租的，汉世则正税之外，还有私租，所以国家之所取虽薄，农民的负担，仍未见减轻，还只有加重（王莽行王田之制时，诏书说汉时的私租，“厥名三十，实十税五”，则合三十税一的官租，是三十分之十六了）。”(吕思勉 《中国通史》 上编 中国文化史 第八章 赋税)今人言则以文景时期为民生安乐之治世，若于学界言之，恐实不然。社会科学中，有“相关性和因果性的问题”(两个变量同时发生变化时，无法确定是其中一个变量导致了另一个变量变化)，相关性无法得出因果关系的一个原因是存在“方向性问题”，即不能确定是A导致B还是B导致A；另一个原因是“第三变量问题”，即存在第三因素。在我们分析文景时期的民生时，不妨借用这个框架。就“方向性问题”来说，在“政策”与“现状”二者之间，未必是轻徭薄赋的“政策”造就休养生息的“现状”，也可能是民不(敏感词)聊生的“现状”，迫使轻徭薄赋的“政策”；就“第三变量问题”来说，我们往往认为文景时期轻徭薄赋是为了休养生息，两个变量是“轻徭薄赋”与“休养生息”，而传统观点认为是“休养生息”是“轻徭薄赋”的目的，但但或许还存在第三个因素，即“土地兼并”。西汉在民间的风评很好，乃至于有人生发出“西汉灭亡时社会矛盾还不激烈，民众尚能忍受”之感叹，我们看一看古人的看法与学者的评价，可知“土地兼并”实为一重要变量。高敏、黄今言等学者也多有与我们类似之论断，或可说这是学界的一种重要看法。而引进了社会科学的框架(虽然我对此认识浅薄)，问题解释起来大抵更清楚。

[舍匿亡命有罪；而或则冒罪藏匿，因其别有可图之利。是为“任侠”。](第三编 秦汉之部 第八章 统一政府文明之演进 一 西汉初年之社会)或曰“侠”在古时不是褒义词，大概由是。

[当西周时，外则封建，内则世卿，王室之与贵族，相去只一间耳。]令人想到吕著《中国通史》言：“古代的贵族，其地位，是与君主相逼的。”(上编 中国文化史 第七章 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