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塞的《悉达多》，是一部西方思维对东方智慧的美丽误读
黑塞笔下的悉达多曾被深谙东方哲学者批评为“我执”过重、违背了佛家“无我”的真意，而这也体现了黑塞本人浓郁的西方基督教伦理底色。
若引入基督教教父时期的神学家爱任纽的“重演论”，便可以看到悉达多的历程不再像是单纯的堕落或无谓的执着，而是一场使命式的“路径修复”。在此视角下，悉达多如同爱任纽所谓之“一个完美的模具”，主动坠入尘世、并非为了占有欲望，而是为了作为觉醒者重新走一遍人类失败的历程——他从锦衣玉食的婆罗门降为风尘仆仆的沙门，再沉沦为贪婪的商人和放荡的赌徒，每一步都是在“重演”人性在诱惑面前的溃败。
然而他并未迷失其中，而是通过清醒的痛苦，将那些因贪嗔痴而散落的生命碎片重新收拢，通过“历经”来达成修行成果的整合。
“河流边的悉达多最终听到了「嗡」，那是他将所有失败的、庸俗的、神圣的切片，在一个完美的生命架构中重新总结与圆融。”
同处于教父神学时期但未被封为教父的神学家奥利金曾提出过“万物复原论”，认为与上帝合一的过程并非升级，而是回到一个完美的源头——这一点在路径上高度呼应了日后的新柏拉图主义。奥利金认为一切受造物（包括人类和撒旦），都能够通过漫长的救赎，扭转其自由意志去向善，并终将得救。
但在他去世三百年后的第二次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上，他的反对者们引据《马太福音》中的“永火”一说，将他的“万物复原论”打成了邪说、诅咒——因为这会弱化基督受难的独一性与否定了地狱的永恒性，并制造了“如果人类和撒旦既然终将得救，那么当下犯罪又何妨呢？”的伦理危机。
同样是关于现世的犯罪，在此不禁联想到佛家所说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放下屠刀”指的并不只是丢掉武器、停止犯罪那么简单，而是丢掉那颗由于贪嗔痴而产生的具有攻击性的“自我”，“立地”强调的则正是这种当下性。
这一对比涉及到了东西两者在本体观上的认知差异，也凸显出了“过程重视”（西方）与“最终导向”（东方）的巨大分野，这种差别不仅存在于宗教中，甚至影响了后来东西方的法律体系和科学思维。
奥利金即便在基督教世界里再“异端”，他骨子里仍是个深受亚里士多德逻辑影响的西方人，强调“种子-生长-果实”的线性逻辑，认为救赎必须有一个艰苦卓绝的累积过程，否则就显得“不真实”或“不合法”；而鲁智深即便再“野蛮”，却只需在某一刻认出自己，便能够成为东方式的圣徒。这种爆发式的解脱，实际上是承认了佛性从未离开过，只是被屠刀遮蔽了——太阳一直就在那里，并不需要你造一个太阳。
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
忽然顿开金绳，这里扯断玉锁。
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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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父神学时期的四大异端：诺斯替、阿里乌、伯拉纠、多纳图
诺斯替主义：强调灵知救赎，否定基督完全的人性。
阿里乌主义：认为圣子是被造、次于圣父，否认三位同质。
伯拉纠主义：否定原罪，主张人可凭自由意志自救。
多纳图主义：主张圣礼效力取决于施行者的道德圣洁，挑战大公教会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