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为国者，使商通有无，农力本穑，商不得通有无以利农，则农病；农不得力本穑以资商，则商病。故商农之势，常若权衡。然至于病，通无以济也。②
他认为，国家适时适量地征收工商业税，是完全必要的，“计其贮积，稍取奇羡，以佐公家之急”，但必须“多者不过数万，少者仅万余，亦不必取盈焉”。③有节制地分润商利，注意培育商力，亦所以扶持农业，厚积国力。但是，正、嘉以来的情况并非如此。筹算及至骨髓，不遗锱铢。上至中央朝廷宫廷皇室，政府的户部、工部，下到各省、府、州、县的官吏胥役，都向商人伸手，大小管道分别唆吸钱财。公私交征，黄台之瓜，何堪再摘?于是，商业遂陷于重困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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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居正：《张太岳集》卷8，<赠水部周汉浦榷竣还朝序>。
②张居正：《张太岳集》卷8，<赠水部周汉浦榷竣还朝序>。
③张居正：《张太岳集》卷8，<赠水部周汉浦榷竣还朝序>。
自顷以来，外筑亭障，缮边塞，以扦骄虏，内有宫室营建之费，国家岁用率数百万。天子旰食，公卿心计，常虑不能殚给焉。于是征发繁科，急于救燎，而榷使亦颇骛益赋，以希意旨，赋或溢于数矣。①
这种杀鸡取卵的短视行为，实际上是自堵税源，破坏财政平衡的愚蠢做法。与明中叶以来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趋势更是背道而驰。居正强调，不能无视农商之间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不能忽视商力所能承担的限度，故此，必须在榷税制度上作较大幅度的改革，而又首先要求当权者有所克制。言：
故余以为欲物力不屈，则莫若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欲民用不困，则莫若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②
居正在文章里，还从历史上有关“重农抑商”，抑或“重农亦重商”的著名争论中吸取教益。他景仰西汉时期桑弘羊公开申述重商观点的勇气，肯定商业经济也是社会主要财富来源之一的论点。当然，在明中叶以来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张居正关于农商之间荣枯相因的论断，较之桑弘羊当年仅为重商辩解的理论，更为深刻和全面。针对嘉靖中后期，社会经济已陷入极度困敝的现状，他力主惟不病商始可以裕国，应该“汰浮溢而不骛厚入，节漏费而不开利源。不幸而至于匮乏，犹当计度久远，以植国本，厚元元也”。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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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居正：《张太岳集》卷8，<赠水部周汉浦榷竣还朝序>。
②张居正：《张太岳集》卷8，<赠水部周汉浦榷竣还朝序>。
③张居正：《张太岳集》器8，<赠水部周汉浦榷竣还朝序>。
张居正写作这篇文章时尚在壮年，且正处于幽居反思之时，以在野之身，深入探讨国家的财政经济大计，提出了“厚农资商”的观点。这一观点既继承着中国历史上某些先进经济理论的精粹，又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是从全国特别是荆州地区的榷税和农商关系存在的问题中提炼出来的，它构成居正毕生经济改革理论和制订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他在日后大力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的思想基础。
试从明代嘉隆以前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稽考。在此之前，虽然已有一些官僚兼学者提出过重商恤商的言论，如上文引述过的倪岳，及弘正之间的著名文士李梦阳等，①但能将农商关系作出透彻说明的，应以张居正为创始。由此亦可见，居正高瞻远瞩，实有高出其同时代人的地方。
真正能站在执政地位，将重商恤商见解转变为全国性的实际经济政策的，是高拱。
高拱在隆庆三年(1569年)十二月重新人阁，到四年三月，即专门上了《议处商人钱法以苏京邑民困疏》。这篇疏文以具体的事实材料，反映商人的愁苦和商业的窘困，并奏请隆庆皇帝采取有力措施，颁下明诏，革除宿弊，是明代经济史上一篇重要的文献。


高拱首先历陈商人的厄困，所遭受的敲诈盘剥。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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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梦阳在《空侗先生文集》卷44，<故王文显墓志铭>一文中，曾对商人和商业作了很高的评价，言：“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故善商者，处货财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
臣奉召至京，两月有余，见得闾巷小民十分凋敝。有素称数万之家，而至于卖子女者；有房屋盈街，折毁一空者；有潜身于此，旋复逃躲于彼者；有散之四方，转徙沟壑者；有丧家无归，号哭于道者；有剃发为僧者；有计无所出，自缢投井而死者；而富室不得有矣。
臣惊问其故，则曰：   “商人之为累也。”臣又问：“朝廷买物，俱照时估。商人不过领银代纳，如何辄致贫累?”则曰：“非朝廷之价值亏人也。商人使用甚大。如上纳钱粮，该是百两者，使用即有六七十两，少亦不下四五十两，是已有四五六七分之赔矣。即得领银，亦既受累，乃经年累岁不得关支。小民家无余赀，所上钱粮，多是揭贷势豪之物。一年不得还，则有一年之利，积至数年，何可纪算?及至领银之时，又不能便得，但系经管衙门，一应胥役人等必须打点周匝，才得领出。所得未及一两，而先已有十余两之费，小民如何支撑?所以派及一家，即倾一家。其未派及者，各为辗转避逃之计。人心汹汹，不得以宁居也。”①
高拱所言，不啻是一篇为商人代撰的陈情表、申诉书。而其所据俱有确凿事实。官僚政治的最大受害者，往往是在社会中无权无势的弱者阶层，当时的商人即为其中的群体之一。衙门的官吏胥役，俱可以对商人颐指气使，而商人只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商人有求于官吏胥役，而官吏胥役便可借此横索讹诈。官为刀俎，商为鱼肉。官和商是处于完全不对等的地位上进行交收买卖接纳钱粮货物的。于是，人间许多极不公平，甚至惨绝人寰的事件因而发生了，而“十分凋敝”的局面必顺应而出现。高拱可贵之处，不但在于他的关怀民瘼，能具体而准确地掌握实情，更在于他作为现职大学士兼吏部尚书，高居于当时国家官僚机器的最上端，却能痛揭疮疤，为那些备受欺凌，被压在权力底层的商人呼号。他继而从明朝根本统治利益的角度，主张惩贪革弊，解除商困，痛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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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高拱：《高文襄公集》卷3，<纶扉外稿·议处商人钱法以苏京邑民困疏>。
夫至尊所居根本之地，必得百姓富庶，人心乃安，而缓急亦可有赖。祖宗取天下富家填实京师，盖为此也。其在今日，独奈何使凋敝至此乎?
先朝公用钱粮，俱是招商买办。有所上纳，即与价值，是以国用既不匮乏，而商又得利。今价照时估，曾未亏小民之一钱，比之先朝，固非节缩加少也，而民不沾惠乃反凋敝若此。虽屡经题奏议处，宽恤目前，然弊源所在，未行剔刷，终无救于困厄，恐凋敝日甚一日，辇毂之下，所宜深虑，必不可谓其无所处而任之也。
臣愿陛下特敕各该衙门，备查先朝官民如何两便，其法安在，题请而行。其商人上纳钱粮，便当给与价值。即使银两不敷，亦须那移处给，不得迟延。更须痛厘夙弊，不得仍有使用打点之费。就中尚有隐情，亦须明言，一切惩革，不得复尔含糊，则庶乎商人无苦，而京邑之民可有宁居之望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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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高拱：《高文襄公集》卷3，<纶扉外稿·议处商人钱法以苏京邑民困疏>。
高拱在这篇疏文中，还着重论述到建立健全钱币制度的重要性，因为它对于安定民生和便利商民，都是至关重要的。针对嘉靖时期钱法大乱，变更频仍，①高拱提出，必须扭转这种“愈变更愈纷乱，愈禁约愈惊惶，铺面不敢开，买卖不得行，而嗷嗷为甚”②的状况。主张“惟钱法之行，当从民便。……如此，则人心自定。人心既定，钱法自通，而买卖可行，斯各得以为朝夕矣”。③在这方面，高拱深刻意识到，恤商利商，必须与国家的货币政策，社会的金融状况结合起来。银钱比价可以因市场需要而有浮动，但决不能以一纸诏令，随心所欲地在全国规定一个僵硬的比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