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之所以会跑到阆州去买船，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在那里能买到物美价廉的好船。
唐代其实是一个“江湖上的国度”，在数以千计的江河湖泊中，津口商埠星罗棋布，江河航行舟船繁多。在杜甫诗中，经常会写到水运交通的盛况。例如，“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是写扬州至渔阳（今京津一带）畅通的海上运输；“舟车半天下，主客多欢娱”，是写宋州（今河南商丘）繁荣的商业气息；“风烟渺吴蜀，舟楫通盐麻”，写的是长江繁忙的航运情况；“洞主降接武，海胡舶千艘”，写的是广州海上贸易的繁忙状况；“金镫下山红日晚，牙樯捩柁青楼远”，写的是长沙港口楼船云集的景象。当时，港口泊船密度之大相当惊人，以至于一场意外灾害就会导致巨大的损失。例如，杜甫十岁那年，长江口的暴风导致广陵（今江苏扬州）和润州（今江苏镇江）两地损毁公私船只1000余艘；广德元年（763），也就是杜甫决定买船的那一年，鄂州（今湖北武昌）港口失火，一夜之间烧毁船只3000余艘。
唐代水运交通的繁荣，必然基于其强大的造船业。唐代造船技术世界领先，不仅舟船种类齐全，运粮的漕船、载客的商船、作战的兵船、娱乐的楼船、捕捞的渔船，因需设计制造，功能不同，地区不同，舟船的形制、材料、工艺以及操控器具各有差异；而且造船工艺先进，现代造船业普遍使用的水密隔舱技术，早在唐朝就有了，钉接榫合这一中国传统木工工艺已被唐人运用于造船工艺，直接提高了船体的结构强度，而油灰捻缝和油漆涂底技术的运用，不仅提高了船体的防渗漏能力、防腐能力，而且有效提升了航速。中国很早就具备了建造巨型船只的能力，在唐代，大载量的船只比较常见，杜甫在诗中说：“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蜀麻吴盐”，指航程远，从成都到扬州有6000余里的水路，往返万里，通航无碍；“万斛之舟”，指航船大，按照唐制，一万斛相当于今天的600吨，当时在长江跑长途运输的船只吨位不可小觑；“行若风”，指航速快，很可能是多桅帆船，航速才能让人产生像风一样的感觉。至于这些船只的尺寸到底有多大，并没有史料记载，但我们可以通过现代出土的唐代船骸大致推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江苏曾出土过两艘唐船，一艘残长18.4米，残宽4.3米，分为五个舱位；一艘残长17.32米，残宽2.58米，分为九个舱位，由此可以推断，长20米以上，宽5米以上，可能是当时相当普遍的舟船规格。
数量惊人的舟船，也表明唐代的舟船生产交付能力非常强。在传统农业社会，手工业制造基地一般都具有靠近原料地或消费地的特点，唐代造船业也是如此。其时，遍布全国江河湖海的津口商埠，往往都是重要的造船场所，这一特点在巴蜀地区表现得尤其明显。巴蜀地区发展造船业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这里河流纵横、河滩众多，随处可觅适合造船的场地；山林密布，盛产适于造船的木材，特别是堪为大船的楠木林分布广泛；同时造船必需的铁、麻、桐油、石灰等原料也相当丰富；岷江、嘉陵江、长江乃至大渡河沿岸的州县都具有打造船只的能力，而且造价要比长江中下游地区低很多。其中，成都是巴蜀地区最重要的造船基地；夔州（今重庆奉节）造船的数量和规模历来居巴蜀之首，隋唐两朝统一全国时，先后在长江发动两次大规模水战，所用数千艘战船都是在夔州打造的；而位于嘉陵江畔的阆州是蜀地通往关中的重要驿站，这里地理位置优越，盛产优质木材，是当时一个新兴的造船基地，造船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南宋时期，四百年间始终保持着西南造船重镇的地位。

杜甫试船的时候，“坐稳”是他最大的感受。在水中航行，平稳往往是大船的特征。后来杜甫在船上生活时，多次在诗作中描写这艘船的形态，都表明这是一艘大船。例如，《旅夜书怀》《过南岳入洞庭湖》《早行》《南征》等诗，均用“危樯”“高帆”“云帆”之类的词语形容这艘船桅杆之高大。杜甫在《遣闷》一诗中说“地阔平沙岸，舟虚小洞房”，能给人“洞房”的感觉，说明这艘船的船舱空间不会太小。他还在《苏大侍御访江浦赋八韵记异》的序言中留下了船舱尺寸的数据记录，那是大历四年（769）在潭州（今湖南长沙）时，一天夜里湖南幕府的侍御苏涣来船上拜访杜甫，应杜甫所请吟诵了自己的诗作，深深打动了杜甫，第二天回忆起来，仍然觉得苏涣的吟诵在“书箧几杖之外，殷殷留金石声”。须知，杜甫的杖藜产自梓州，是十分名贵的桃竹杖，至少有两米长，他能自如地携杖入舱，说明船 舱的空间相当大，其高不会低于两米，其宽和纵深一定有数倍杖藜的长度。
杜甫的船不仅大，其装饰和陈设也相当不俗。例如，他在《船下夔州郭宿雨湿不得上岸别王十二判官》一诗中说“风起春灯乱，江鸣夜雨悬”，表明舱顶四角可能装饰着飞檐，檐下还悬挂着风灯。从《舟月对驿近寺》《小寒食舟中作》等诗中，我们还能了解到舱门上挂着竹帘，窗户上挂着风帘，船舱中间则设有屏风和虚幌。这些装饰和陈设，谈不上奢华，但称得上雅致。
清代-钱杜绘杜甫《南邻》诗意画团扇
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藏
杜甫诗中还有许多关于这艘船的信息，但我们要对这艘船建立更多的感性认识，还得从杜甫一家对它的需求出发进行考察。这里包括三个方面：杜甫家的人口数量，这是生活需求；杜甫的生活习惯和趣味，这是精神需求；经得起风浪的质量要求，这是安全需求。
杜甫计划离开蜀地的时候，家里到底有多少人口呢？坦率地说，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由于缺少直接的史料佐证，历代杜甫研究者都是从他的诗集中寻找蛛丝马迹，去断定杜甫的婚姻、家室情况，然而诗歌毕竟不是实录，既不准确也不完整，难免扑朔迷离、分歧丛生。尽管如此，我们的考证也必须在杜诗中爬梳，除此之外，别无他途，相信只要尽可能准确地解读诗意，就能够比前人更接近事实。在杜甫诗中，差不多有六十多处提到自己的妻儿。据《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诗，天宝十四载（755）的时候，杜甫家有十口人，考虑到用在诗句当中数字有可能取整，因此，当时他的家庭人口可能是十人，也可能在十人以上。而在作于至德二载（757）的《北征》一诗中，杜甫具体地介绍了几个家庭成员的情况。第一个自然是他的妻子杨氏，她是司农少卿（相当于今天农业部副部长）杨怡的女儿a，见到丈夫回来，衣裳“百结”的她喜极而泣。第二个是幼子杜宗武，乳名骥子，即诗句“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中描写的娇儿，这一年应该六岁了，正是最讨人喜欢的年纪。接着是两个小女，站在床前不说话，身穿从紫红和海蓝色被套上拆下来的布料缝制的衣裳，只能勉强盖住膝盖，正符合青春期孩子的特征，她俩应该都在十岁以上。最后是那个痴女，估计三四岁左右，天真烂漫，父亲回家，她最为疯癫，用父亲送给妈妈的胭脂饰品，模仿妈妈梳头、描眉、抹胭脂，无所不为。还有一些家庭成员没有写进诗里，例如长子杜宗文，从其他诗中可以得知，他是一个沉默、踏实的青年，这一年应该有十四五岁了。如此计算，杜甫夫妻俩、两个儿子、三个女儿，还有一个两年前夭折的儿子，共计八人，离他自述的家庭人数还差至少两人。他们是谁呢？按常理推断，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他还有两个女儿，年龄可能比杜宗文要大，和杜宗文一样，她们没有被父亲写进诗里。

当时，杜甫家中可能还有一位新成员，没有被他两年前计入十口之数，这个人就是他新纳的妾室。纳妾，在唐代是一种正常的生活状态，例如，杜甫的大弟弟杜颖早就纳有妾室。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说：
夫唐世士大夫之不可一日无妾媵之侍，乃关于时代之习俗，自不可以今日之标准为苛刻之评论。
看来，杜甫也没有免俗。据《草阁》一诗，杜甫曾与一位“小妇”在夔州江中泛舟，并满怀歉意地对“小妇”说：“泛舟惭小妇，漂泊损红颜。”语气里满是怜爱，表明这个“小妇”与杜甫的关系非同一般。另据《百忧集行》一诗，杜甫刚到成都时家中有一个“痴儿”，因为饥饿而哭闹着要吃饭，人们都认为这个“痴儿”是其次子杜宗武，这是个误读。杜宗武从小聪明懂事，至德元载（756），杜甫举家从奉先（今陕西蒲城）赴鄜州（今陕西富县） 途中，粮食吃光了，一家人陷入饥饿之中，前面提到的那个“痴女”被父亲抱在怀里，饿得号啕大哭，狠狠咬父亲的肉，但杜宗武却善解人意，他懂得父母的难处，主动要求吃路边的苦李充饥，那时他才五岁，而到成都时他已九岁了，怎么可能反而不如五岁时那么懂事，做出叫父亲叹息“不识父子礼”的举动呢？那个“痴儿”的表现，倒很符合三四岁儿童的行为特征，与那个“痴女”咬父亲肉的举动如出一辙。由此推断，除杜宗文、杜宗武之外，杜甫很可能还有一个儿子，为妾室“小妇”所出，出生时间应当是在杜甫担任左拾遗后期。当年，杜甫冒死赴行在灵武（今宁夏银川）投奔唐肃宗，与妻子相隔异乡，身体又不太好，且刚刚加官晋爵，纳一房妾室照顾生活是相当正常的，这并不妨碍他与妻子杨氏之间的伉俪情深。
广德元年（763）杜甫买船的时候，离至德二载（757）已过了六年，两个年长的女儿可能已经出嫁了，杜宗文也已经婚配娶妻。杜甫在《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呈苏涣侍御》一诗中说：“使我昼立烦儿孙，令我夜坐费灯烛。”说明他在大历四年（769）已经做爷爷了，至少有了一个五六岁的孙子；他在《入衡州》一诗提到“远归儿侍侧，犹乳女在旁”，说明到大历五年（770）四月他又添了一个尚在哺乳期的孙女。总体上说，这个家庭的成员有增有减，仍然保持在十人以上，这就要求船上必须有足够的生活空间。在长途旅行中，与杜家人共同生活的还有两三个奴仆，包括服侍洗漱的仆夫和打理勤杂的僮仆，以及三四个船工，包括把舵的“三老”和撑篙的“长年”。也就是说，这艘船需要具备承载近二十人长期生活的能力，船上不仅需要住宿和活动的舱位，还要有储藏行李、粮食、药裹、酒缸以及各种器物的空间。杜甫忘不了以前的教训，至德元载（756）在赴鄜州的路途中，乾元二年（759）在陇右的冰天雪地里，一家人靠采野果、摘翠柏、拾橡栗、挖黄独才勉强渡过难关。那时，他囊中并不缺钱，但身处荒郊野岭，人烟稀少，有钱也买不到食物。多年来，这些惨痛的记忆就是杜甫心中的伤痛，这一次粮食一定要带足，以备不时之需，绝对不能让家人再陷入那样的危险里。
至于杜甫个人，他有自己的情趣和习惯，最重要的就是船上要有一个读书、写作和会客的场所，舱内须宽敞明亮，身下须有坐席，面前须有几案，腰肘须有靠几，四周须有书架。杜甫天资聪颖、博闻强识，自诩“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但他作诗用典频密，单凭记忆是不可想象的。特别是四十岁以后，疾病使他的记忆力严重衰退 ，因此他是离不开书的，尽管生活漂泊不定，但他总习惯随身携带大量书卷，他与朋友的书信往来和诗歌唱和，也会仔细地收藏起来，带在身边随时备查，因此船舱内书架必不可少。
最后，在长江长途航行必须经得起风浪，这艘船一定要尽可能坚固、平稳、宽敞，需用上好的木料并辅以精细的做工，这关乎全家人的性命。杜甫在《泛江》一诗中说“方舟不用楫，极目总无波”，表明他的船是一艘采用双体结构的“并舟”，船头船尾皆成方形，这种船的优点就是坚固、平稳、宽敞，比当时常见的两头尖的帆船要略长略宽，在水面上显得平稳宽大。据杜诗记录，这是一艘质量极好的船，在岷江、长江和湘江五年多的航程中，只在夔州有过一次故障维修的记录。

借助杜甫的诗歌，依据唐代船舶的基本形态以及唐人的生活习惯，我们仿佛能清晰地看到这艘一千二百余年前的木船。这是一艘耀眼的、带有巴蜀风格的、俗称“并舟”的宽大帆船，保守地估计，其长20米以上，宽6米以上，船身绘有彩色纹饰，散发着楠木和桐油混合的清香。船首两侧画着夸张的、彩色的鹢鸟图案，用以在航行中恐吓水怪。船体中后部竖立着高大的桅杆和阔大的风帆，桅顶的候风器“五两”款款摆动，一俟风起，便横飞舞动，好似一只追逐白帆的飞鸟。桅杆下方，靠前是一间带有多个窗户的船舱，前后足有10余米长，舱顶四角饰有飞檐，檐下悬挂风灯，这是杜甫一家生活起居的地方。船头缠绕着粗大的缆绳和拉纤用的竹编“百丈”；船尾有一间棚屋，将长长的尾舵覆盖起来，略高于前方的船舱，即使遇有风雨，也不影响“三老”把舵的视线。这里既是“三老”的工作间，同时也是“三老”和“长年”憩息的地方。
船舱略略下沉一两个台阶，钩起船舱门前的竹帘，走进舱内，只需略微低头。舱内两侧窗户上的垂帘整齐地收束着，阳光透过窗户照进船舱，明亮而柔和；偌大的空间略无隔断，显得比实际更为宽敞，但中间备有屏风和虚幌，可以根据需要随时灵活地区隔生活空间。船舱两壁整齐地摆放着书架，角落处码放着箱箧。木地板十分光洁，入口处摆放着几案、凭几，这是杜甫的工作区；深处则铺有枕席，是家人们的生活区。十多人在这里或席地跪坐，或伸足平坐，或侧身斜坐，或盘足趺坐，或高枕而卧，空间绰绰有余。船舱内笔墨纸砚自然是少不得的，还有一把剑、一张琴、一只乌皮几以及摆在花当上的数盆花，显示着主人雅致的精神品味。船板下的底舱则储存着粮食、药和酒，也透露了主人的生活习性。当然，特别惹人注目的，还是那满架的书卷，这艘船实际上是一艘“书船”。要注意，唐代的书和今天是不同的，都是书卷或书轴，装订成册的线装书要到北宋以后才出现。那时，文章诗词抄写在麻纸上，有的写在绢上，一张纸或一幅绢卷成书卷，讲究的话还要将书卷装裱成书轴，这就是一“卷”。每个书卷或书轴上都会贴一张竖条，用以标注卷中的内容，这就是所谓的“签”；富贵之家有用象牙做签的，称之为“牙签”。相同篇目的若干书卷或书轴，则用一张竹帘或布帛裹上，然后用连缀其上的布带或锦带系紧，这就是一“帙”；包裹书轴的竹帘或布帛称为“书衣”，书衣上用来系紧的带子称为“妨”。居家藏书，一般是将书按帙置于架上，称为“插架”；携书外出，一般是将书帙存放在竹编小箱即箧笥之中。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杜甫的船舱内，舱壁排满书架，书架上书帙整齐地码放着，书签参差悬挂，和着江风摆动，仿佛有一种摄魂夺魄的力量从千年前穿越而来。

从史料记载的情况看，当时拥有“私家船”的官员，几乎都是州府以上级别的。
当然，现实情况是相当复杂的。例如，白居易要比杜甫年轻六十岁，他那个时代官员的俸禄水平要比杜甫的时代高出许多。即使在同时期，由于各人家庭情况不同，官员之间生活水平差异也很大，白居易的好友元稹，和白居易同科及第，官阶也是从校书郎、左拾遗起步的，娶的还是东都洛阳留守韦夏卿之女，却一直处于穷困当中，直到年薪升到1000多缗后才勉强实现“财务自由”。而且，一般来说，官员收入越高，开销也越大，养家糊口、备马乘舆、买奴蓄仆、购田置地、酬酢馈赠，要维持体面的生活相当不容易，除非确有必要，州府级别以上的官员一般不会花大价钱去买船。何况一艘船的拥有成本，包括雇用船工舟师、维护保养和设备更新等费用，必定也是一笔相当大的支出，并非一般人能够轻轻松松承担的。
对于杜甫来说，1000缗当然是一笔巨款。他以前担任过几个职务，品级不高，时间很短，俸禄所得不会太多，胄曹参军的薪水只够他略解酒愁，在左拾遗任上福利倒是不错，经常能得到皇上赏赐的口脂面药、宫衣服饰之类，所得收入亦能为家人添置丝绸、粉黛等高档消费品，可惜他在职前后不过一年多的时间。不过，从其诗作中分析，杜甫是有自己的生财之道的，他依靠朋友馈赠、农田耕作以及做一些药材之类的买卖，也积累了一定的财富。杜甫到成都时，携带了相当可观的资金，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里具体讨论。但是，前几年他将所有的资金基本上都投到成都草堂的营建上了。近一年来，他拖家带口在梓州生活，
依靠亲朋的周济能够维持小康生活，但手头活钱似乎并不充足，要筹足1000缗的造船费用，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向梓州的亲朋好友化缘了。从杜甫诗作看，他下定决心买船回乡之后，在梓州一带社交更加频繁、更加活跃，他与射洪李县令讨论回乡费用问题一事就发生在这个时候，由此可见，他在这一时期的交游活动包含着筹集船款的目的。
杜甫之所以会离开心爱的浣花溪草堂而留在梓州生活，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宝应元年（762），他的朋友，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严武应诏入朝，他一路相送六七百里到绵州，在这里结识了去梓州赴任的李刺史，恰好此时，剑南兵马副使徐知道在成都发动了兵变，成都暂时不宜回去，他便跟着李刺史来到了梓州。不过，杜甫在梓州一住就是近两年，而且把家眷也接到梓州生活，则是因为他在梓州的社交圈子里更有如鱼得水的感觉。唐代，巴蜀地区属剑南道，至德二载（757），朝廷将剑南道析分为东、西两川，西川治所在成都，东川治所在绵州。上元二年（761），严武镇蜀，对东、西两川实行合并治理。严武入朝后，朝廷任命高适为剑南西川节度使、代理东川节度使，由于高适年老多病、精力不济，随后又任命章彝为梓州刺史兼剑南东川“留后”，东川的治所也就从绵州迁到了梓州，实际上形成了东、西两川分治的局面。章彝原是严武麾下的判官，是一位文武兼备、有情有义的人物，对杜甫厚待有加，杜甫对他也感激不尽。在梓州期间，杜甫频繁地参加章彝组织的宴游雅集活动，所作应酬诗中以“章使君”“章留后”为题的达十首之多，这种情况在杜甫诗作中并不多见，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他在梓州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正是由于章彝及其幕僚、属下各州县官员的慷慨解囊，杜甫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筹足了造船的费用。

杜甫离开蜀地直至逝世，其生命最后的岁月都在船上度过。“船”是杜甫生命后半的栖身之所，更是他一生颠沛漂泊的写照。本书以“船”为关键词，结合杜甫存世的诗文，讲述了一代诗圣最后十年的生活轨迹与心路历程，盛唐至中唐时期的政治环境、经济状况、社会形势、典章制度、文化观念、时代风尚、人文地理以及人际关系等也穿插其间，一个全新的、真实的杜甫形象跃然纸上。

上面文章很多与事实不符。大家看着玩就行。不要当真

但愿如此吧。如果真如你所说，我心里还能好受一些

2026正月十五忆先祖杜公子美
——京兆杜陵阿童木
欣知先祖为杜甫，
初闻涕泪满衣裳。
数百年来迷宗人，
终可安息归尘土。
遥遥吾先祖杜甫，
终生未得志而卒。
衣食无着居无所，
心系天下苍生苦。
曾经豪情万丈高，
君子一言撼山摇。
安得广厦千万间，
大庇寒士俱欢颜。
无奈小人居庙堂，
荡荡君子成饿殍。
秋风吹破茅草屋，
襟湿寒食无依处。
先祖幼时官宦家，
中年之前衣食足。
曾经会当凌绝顶，
要看一览众山小。
豪情满怀志气高，
谁道晚年却折腰。
命运无情实难违，
时逢安史之乱局。
祖业尽毁离家乡，
颠沛流离四处逃。
曾经望岳的少年，
奈何穷困又潦倒。
胸怀壮志志未酬，
至死不渝家国情。
临终不忘复失地，
家祭勿忘告乃翁。
哀叹我祖杜子美，
壮志未酬亦无悔。
报国无门身先死，
呜呼哀哉吾先祖。
幸而后人识金贵，
先祖诗词获赞美。
虽无显赫之仕途，
诗圣杜甫美名传。

这么说杜甫是在旅游的途中离世的。

回老家途中

杜甫是李世民的外重孙

先祖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