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桧被强加的“罪名”不少，其中，有个“罪名”近乎荒唐，那就是秦桧系“金国奸细”。
“奸细”，古代又称“细作”，即现在所称“间谍”、“特务”。
间谍活动偷偷摸摸，颇像地位卑微的小人，故称“细作”。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在《请罢兵第二状》写道：“臣伏闻回鹘、吐蕃皆有细作，中国之事，小大尽知。”
“奸细”一词至迟在晋代就已经出现，不过那时是指奸诈小人。《晋书·王敦传》载：“望兄奖群贤忠义之心，抑奸细不逞之计。”这里“奸细”的意思就是奸诈之人。五代时人孙光宪《北梦琐言》：“是知外国来廷者，安知非奸细乎？”可见至迟五代时人们就将间谍称作“奸细”，也就是为敌方刺探消息之人。
秦桧之所以被定罪为“金国奸细”，无非是因其被掳往金国而得以举家归宋。在言者看来，如果不是秦桧屈膝投降，金国绝不会让其举家南归，是故认定秦桧在金国已经变节，是金国有意纵其返宋，充当金国破坏南宋的奸细。
其中，宋史研究泰斗邓广铭大师和王曾瑜教授看法一致，观点鲜明，可以说是重锤定音。
邓广铭大师在《岳飞传》称：“秦桧这时已经完全变节，已经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汉奸。他只是一心想做女真主子的忠顺奴才。”
王曾瑜教授在《岳飞新传》也称“秦桧马上变节，投靠金国。”
可惜言者只是断言，没有证据，无论如何讲不过去。
——从高宗皇帝对从金国归宋的秦桧毫无怀疑且格外倚重，可见秦桧系“金国奸细”之说难以成立。建炎四年（1130）十一月，秦桧带着妻子、书童、仆人逃归南宋。当时朝官多有怀疑：被俘至金国者众，何独秦桧得以生还？就算金人准其归宋，也会将其妻小留做人质，安得举家同归？是故有人疑其系“金国奸细”。
宰相范宗尹，同知枢密院李回对秦桧比较了解，力荐其忠。高宗皇帝对秦桧“请存赵氏”的忠义之举一直赞赏，欣然召见了秦桧。
在召见中，秦桧提出“如欲天下无事，须是南自南，北自北①”的宋金南北分治方略，并呈上向金人求和书样本。宋高宗感到秦桧“忠朴过人”，为此高兴得当晚睡不着，沉浸在“又得一佳士”的兴奋之中，不但任命秦桧为礼部尚书，
———
①《系年要录》卷三九，建炎四年十一月丙午条。
还赐银帛二百疋。护送秦桧南归的人都授予官职，连船夫孙静也补为承信郎①。
——从绍兴二年秦桧受攻讦罢相而无人言及“奸细”，可见秦桧系“金国奸细”之说难以成立。绍兴元年八月廿三日，秦桧以参知政事晋升为右相，兼知枢密院事。当时，刚愎自用的左相吕颐浩为独揽朝政，引荐与他一样对高宗皇帝有救驾之功的观文殿学士、绍兴知府朱胜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进而入朝参政。以其特殊关系影响高宗，排挤秦桧。
绍兴二年八月，吕颐浩等人罗织“罪名”，弹劾秦桧，迫使秦桧辞职。受吕颐浩等阴招谗言的影响，高宗皇帝决定罢秦桧相位，“上乃谕朝廷：终不复用，仍榜朝堂② 。”
尽管吕颐浩等人费力罗织诸多“罪名”，攻讦秦桧，但并无秦桧系“金国奸细”的指控。
不难设想，如果秦桧真的系金国奸细，吕颐浩等人必定拿来大做文章，以叛国罪将秦桧置于死地。
——从言者对金国“收买秦桧”及秦桧“投靠金国”基本动机苍白无力的解释，可见秦桧系“金国奸细”之说难以成立。无论是谁，其行为无不受思想支配，即哲学概念的“意识决定行动”。无论是金国收买秦桧，还是秦桧甘愿充当金国奸细，都应该有其动机。对此，言者似乎从秦桧身上找不出任何说辞，只能依据含有极大虚构成分的《南迁录》，“说明”金国收买秦桧。
托名金国秘书省著作郎张师颜所著的《南迁录》，有以下两段记载：
天会八年冬天，金国大臣在黑龙江的柳林议事，金国首领担心宋国中兴
后，找金国复仇。为了诱使赵构顺从金国的求和意图，偷偷将秦桧放归。忠献王完颜宗翰说：“此事，我已考虑了三年。只有秦桧可用。他说赵氏得人心，必将被另推立为皇帝，张邦昌不为人所服，册立也无济于事。不到半年，全部应验。我喜欢这人，将他置之军中，试之以事。他虽然表面上拒绝，可心里委曲顺从，秦桧常说南人归南，北人归北，若能放他回南宋，他必得志。只有这个人可助我大事，应该先笼络他的心……”
且不说这本托名张师颜所著的《南迁录》，在南宋已被李心传先生考证认定为伪书，在收录史料时不予采纳，该书所称“为了诱使赵构顺从金国的求和意图，偷偷将秦桧放归”就显得荒诞无稽，不值一驳。因为当时金强宋弱，南宋屡屡乞和而金国毫不理睬，决意彻底灭宋。在这种背景下，称“金国首领担心宋国中兴后，找金国复仇”，也不符合藐视一切、不可一世的金人风格。难道刚刚大获全
———
①《系年要录》卷三九，建炎四年十一月丙寅条。
②《系年要录》卷五七，绍兴二年八月甲寅条。
胜，豪气冲天的金国，真的害怕宋国报复，无力对付，只能通过收买秦桧，将其“纵归”南宋去破坏其抗金战争，以之牵制宋国，才能解除其后顾之忧？这实在说不过去。
“奸细”，古代又称“细作”，即现在所称“间谍”、“特务”。
间谍活动偷偷摸摸，颇像地位卑微的小人，故称“细作”。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在《请罢兵第二状》写道：“臣伏闻回鹘、吐蕃皆有细作，中国之事，小大尽知。”
“奸细”一词至迟在晋代就已经出现，不过那时是指奸诈小人。《晋书·王敦传》载：“望兄奖群贤忠义之心，抑奸细不逞之计。”这里“奸细”的意思就是奸诈之人。五代时人孙光宪《北梦琐言》：“是知外国来廷者，安知非奸细乎？”可见至迟五代时人们就将间谍称作“奸细”，也就是为敌方刺探消息之人。
秦桧之所以被定罪为“金国奸细”，无非是因其被掳往金国而得以举家归宋。在言者看来，如果不是秦桧屈膝投降，金国绝不会让其举家南归，是故认定秦桧在金国已经变节，是金国有意纵其返宋，充当金国破坏南宋的奸细。
其中，宋史研究泰斗邓广铭大师和王曾瑜教授看法一致，观点鲜明，可以说是重锤定音。
邓广铭大师在《岳飞传》称：“秦桧这时已经完全变节，已经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汉奸。他只是一心想做女真主子的忠顺奴才。”
王曾瑜教授在《岳飞新传》也称“秦桧马上变节，投靠金国。”
可惜言者只是断言，没有证据，无论如何讲不过去。
——从高宗皇帝对从金国归宋的秦桧毫无怀疑且格外倚重，可见秦桧系“金国奸细”之说难以成立。建炎四年（1130）十一月，秦桧带着妻子、书童、仆人逃归南宋。当时朝官多有怀疑：被俘至金国者众，何独秦桧得以生还？就算金人准其归宋，也会将其妻小留做人质，安得举家同归？是故有人疑其系“金国奸细”。
宰相范宗尹，同知枢密院李回对秦桧比较了解，力荐其忠。高宗皇帝对秦桧“请存赵氏”的忠义之举一直赞赏，欣然召见了秦桧。
在召见中，秦桧提出“如欲天下无事，须是南自南，北自北①”的宋金南北分治方略，并呈上向金人求和书样本。宋高宗感到秦桧“忠朴过人”，为此高兴得当晚睡不着，沉浸在“又得一佳士”的兴奋之中，不但任命秦桧为礼部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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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系年要录》卷三九，建炎四年十一月丙午条。
还赐银帛二百疋。护送秦桧南归的人都授予官职，连船夫孙静也补为承信郎①。
——从绍兴二年秦桧受攻讦罢相而无人言及“奸细”，可见秦桧系“金国奸细”之说难以成立。绍兴元年八月廿三日，秦桧以参知政事晋升为右相，兼知枢密院事。当时，刚愎自用的左相吕颐浩为独揽朝政，引荐与他一样对高宗皇帝有救驾之功的观文殿学士、绍兴知府朱胜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进而入朝参政。以其特殊关系影响高宗，排挤秦桧。
绍兴二年八月，吕颐浩等人罗织“罪名”，弹劾秦桧，迫使秦桧辞职。受吕颐浩等阴招谗言的影响，高宗皇帝决定罢秦桧相位，“上乃谕朝廷：终不复用，仍榜朝堂② 。”
尽管吕颐浩等人费力罗织诸多“罪名”，攻讦秦桧，但并无秦桧系“金国奸细”的指控。
不难设想，如果秦桧真的系金国奸细，吕颐浩等人必定拿来大做文章，以叛国罪将秦桧置于死地。
——从言者对金国“收买秦桧”及秦桧“投靠金国”基本动机苍白无力的解释，可见秦桧系“金国奸细”之说难以成立。无论是谁，其行为无不受思想支配，即哲学概念的“意识决定行动”。无论是金国收买秦桧，还是秦桧甘愿充当金国奸细，都应该有其动机。对此，言者似乎从秦桧身上找不出任何说辞，只能依据含有极大虚构成分的《南迁录》，“说明”金国收买秦桧。
托名金国秘书省著作郎张师颜所著的《南迁录》，有以下两段记载：
天会八年冬天，金国大臣在黑龙江的柳林议事，金国首领担心宋国中兴
后，找金国复仇。为了诱使赵构顺从金国的求和意图，偷偷将秦桧放归。忠献王完颜宗翰说：“此事，我已考虑了三年。只有秦桧可用。他说赵氏得人心，必将被另推立为皇帝，张邦昌不为人所服，册立也无济于事。不到半年，全部应验。我喜欢这人，将他置之军中，试之以事。他虽然表面上拒绝，可心里委曲顺从，秦桧常说南人归南，北人归北，若能放他回南宋，他必得志。只有这个人可助我大事，应该先笼络他的心……”
且不说这本托名张师颜所著的《南迁录》，在南宋已被李心传先生考证认定为伪书，在收录史料时不予采纳，该书所称“为了诱使赵构顺从金国的求和意图，偷偷将秦桧放归”就显得荒诞无稽，不值一驳。因为当时金强宋弱，南宋屡屡乞和而金国毫不理睬，决意彻底灭宋。在这种背景下，称“金国首领担心宋国中兴后，找金国复仇”，也不符合藐视一切、不可一世的金人风格。难道刚刚大获全
———
①《系年要录》卷三九，建炎四年十一月丙寅条。
②《系年要录》卷五七，绍兴二年八月甲寅条。
胜，豪气冲天的金国，真的害怕宋国报复，无力对付，只能通过收买秦桧，将其“纵归”南宋去破坏其抗金战争，以之牵制宋国，才能解除其后顾之忧？这实在说不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