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知道美国小说，是从一个父亲的故事开始，离婚的父亲带着孩子去小岛度假。他白天充满热情，忙着修理房屋，制造地窖，准备过冬，哪怕根本没有足够的燃料和食物。晚上却独自啜泣，质疑白天的行为。第二天又恢复过度行动力，直至再度崩溃。这个循环终结于父亲自杀。
这个故事让我想起卡佛。
卡佛的角色常常是外表冷淡，语言平缓，内里却隐含着极强的能量。那是一种被压抑的能量，不爆炸，却持续发热。比如失业的丈夫，无法面对自身的失败，转向控制他的妻子——劝她减肥，监督节食，用这种方式维持一点掌控感。当他发现别人不再注视她时，失落更甚于失败。控制没有带来尊严，反而暴露了更深的空洞。
这些人物不是戏剧性的悲剧英雄，甚至显得琐碎，可笑，但正是这种家庭细节中，卡佛呈现出一种现代人困境：当社会身份动摇，工作失去意义，家庭无法提供支撑的时候，人如何确认自己如何存在？
父亲建造地窖，并不是为了过冬，是为了抵抗羞耻；丈夫监督妻子减肥，也不是为了健康，是为了抵抗失败。当行动成为遮羞布，控制成为替代品，夜晚的存在，才是真实的自我。
很多人把这种冷感归因于“城市”，的确，城市提供了匿名性。失败可以隐藏在高楼之间，婚姻裂痕不会被邻里调节，孤独成为常态。但城市更像是背景，不像是原因。卡佛书写的不是城市本身，而是现代人失去确认能力后的失重状态——他们无法从家庭，工作或社会角色中获得稳定意义，只能在亲密关系中寻求补偿，而亲密关系往往承受不了这样的重量。
这种书写与某些当代中文小说形成某种呼应。冷漠，暴力，羞耻，控制，这些主题反复出现。但真正相似的，并不是“城市异化了人”，而是当意义结构瓦解之后，人们被迫将全部尊严压在亲密关系上。一旦关系失效，个人也随之崩塌。
前段时间我问朋友，“中年男人最大的危机是什么？”，我那时想的是过早相信自身的动力而背负的债务。他说是存在主义危机。存在吗？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