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那种场合下,嘎纳俱乐部领导层想起来也感到有些后怕,因为当时发生的事故扰乱了比赛,幸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有人打架,并逐渐转移到露天饮水站附近。协会的成员以及志愿者,比如布鲁诺·贝隆的母亲,在球场附近为比赛提供后勤服务,大家都在那儿休息、聊天,有的人站着,有的人坐在草地上,有的人干脆躺下来。突然,他们像疯了似的纷纷朝四面八方跑开。有人手里挥着一把手枪。
我回到《嘎纳晨报》社,写下一篇痛苦的文章。这也是时代变迁、习俗更改的一种反映,甚至连"友谊"比赛也不能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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