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似荒凉的区域，为何成了埃及和苏丹绕不开的结

不过这种情况，在三年后发生了变化，1902年，英国出于部落和行政管理方面的需要，又划定了一条更贴合现实生活的行政界线，将靠近红海、部落往来更加频繁的哈拉伊卜地区，交由苏丹方面开展日常管理。就这样，两套边界标准就此同时被确立下来，一套是1899年划定的直线边界，另一套是1902年确立的曲折行政边界，在殖民时期，这两条界线并没有立刻引发争议，毕竟当时两地都听命于同一个宗主国，这些地图上的界线也就更像是内部的管理划分。

真正的问题，是在殖民统治结束之后才出现的，原本是属于同一管理体系内部的分工界线，摇身变成了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领土分界线，而这份历史遗留的双重边界标准，也就成了此后两国争议的核心问题。

1956年，苏丹宣布独立，这时哈拉伊卜三角区的归属问题，就正式浮出水面，埃及主张依据1899年的协议，以北纬22度线当作唯一有效的边界，认为哈拉伊卜三角区是属于埃及的领土。而苏丹则强调1902年的行政划分更符合当地实际情况和部落联系，据此主张哈拉伊卜三角区应归苏丹管辖，两国各自选择对自己更有利的那一份历史文件，从此在法理叙事上分道扬镳，却都坚称自己是延续了正确的历史。
在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两国对于哈拉伊卜三角区的分歧，大多停留在文书往来以及外交磋商的层面，而真正让这片宁静的沙漠地带，局势升温的，是20世纪末资源因素的介入。

1992年，苏丹将包括争议海域在内的石油勘探权授予一家加拿大公司，引起埃及强烈不满，有学者指出，这是哈拉伊卜争议从相对低调转向公开的关键节点，随后埃及加强了在该地区的部署和管理，苏丹方面则在国际组织场合不断重申自己的立场，这种一方加强实际控制、一方强调法理主张的局面逐渐固化。

进入90年代后期，双方仍尝试通过磋商来降低紧张程度，1998年前后，埃及与苏丹多次就边界问题进行会谈，强调将通过友好方式处理分歧。
在2000年前后，苏丹撤回了部署在哈拉伊卜地区的安全力量，埃及随之接手了该地区的实际管理，此后，埃及将这片区域正式划入红海省的行政管辖范围，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覆盖，逐步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实际控制格局，不过在法理层面，苏丹从来没有停止过相关主张，持续在其官方文件还有外交照会中表明，哈拉伊卜三角区属于苏丹的领土。

单看卫星图的话，你会觉得哈拉伊卜三角区就是一片茫茫黄沙，似乎很难理解这片土地为什么会让两国长久以来各持立场，但当你真正走近这片土地就会发现，它远不是一片毫无差别的荒漠。
靠近红海的盖贝尔埃尔巴山地，受海风和地形抬升的影响，年降水量可以达到数百毫米，明显高于埃及大部分地区，这里形成了独特的山地绿洲景观，金合欢、灌木还有红树林在干旱的大环境里显得格外醒目，一些国际机构将这个区域认定为重要的生物多样性地区，认为它是从撒哈拉过渡到非洲热带生态的关键部分。

多份研究显示，哈拉伊卜三角区周边存在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前景，同时还发现锰、铜、磷等矿产资源迹象，对处于发展阶段的国家来说，这些都意味着未来的财政收入和工业基础。

上世纪90年代的石油勘探授权事件，只是这条资源逻辑的一次集中体现，此后埃及在该地区的油气区块招标工作，以及其他国家资本参与锰矿开发的合作，都在说明一个现实，谁掌握了实际管理权，谁就更容易把地下资源转化为看得见的收益。
再看区位层面，哈拉伊卜三角区紧邻着红海航道，这一点的价值，往往比矿产本身更具长远意义，红海通过苏伊士运河和地中海相连，是亚欧之间非常重要的海上通道之一，大量的能源运输和集装箱贸易从这里经过。

掌握更多红海海岸线，不仅关系到海洋资源开发和港口布局，也关系到对近海航道的监测能力和区域事务的参与度，对埃及而言，从苏伊士运河口到南部红海沿岸是一条完整的战略纵深，而对苏丹而言，哈拉伊卜一带则相当于通往“黄金海岸”的一段潜在战略延伸。

因此，当我们把哈拉伊卜三角区放回“资源加区位”的坐标系中，会发现它远不是一块可以轻易忽略的边角地，两国在主权表述上的坚持，与其说是一种抽象的领土观念，不如说是对资源开发权、海洋权益和国家发展空间的一种综合考量。
无论是近海油气、近岸渔业，还是未来可能出现的港口设施和基础设施通道，都让这片沙漠在国家发展蓝图上占据了一席之地，也让任何一方都难以在主张上做出实质性的退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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