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
“太祖性严明，法令必行。”
世人常以此称曹操治军如铁，军中肃然。然史书所言之“严”，并非恣意，而是有据。
同在《武帝纪》中，又记一事：
“太祖行军，马践麦，令斩；既而自断其发以当刑。”
这段史料为后世反复称引。表面看，是自罚以立威；实则关键不在“罚”，而在公开的尺度——
马踏麦田是违令，不论主帅与士卒，同一条令，同一后果。
军中之所以服，不是因为刀快，而是因为令可预期。
然而曹操并非不知“严令亦可伤人”。《三国志·魏书·程昱传》记载：
“法者，治之端也；苛则民怨。”
这并非空谈。曹操后期屡次调整军法，强调“明令”“预告”“示众”，其核心并非放松，而是防止法成私器。
历史上真正令人警惕的，并非“军令如山”，而是军令如网——
网眼大小不一，谁被网住，全看执网之人心情。
若令只写其名，不释其界；
若罚只言其重，不言其度；
若同类之事，今日为“提醒”，明日为“犯禁”，
那么士卒所学到的，便不再是守令，而是揣摩。
揣摩风向，揣摩态度，揣摩哪一句能说、哪一句不能说。
《魏书》又载荀彧之言：
“威立而不信，则下不服。”
威若无信，便只剩沉默。营中看似风平浪静，实则言路已绝；
不是无人有话，而是无人知道：话是否还能算话。
真正可怕的，从来不是严格的军法，
而是——
随时可以被重新解释的军法。
所以史书中的曹操，最终要的不是“人人畏法”，
而是“人人知法”。
因为只有当规矩是路标，而不是陷阱；
只有当执行是尺度，而不是手势；
军令，才真配得上那四个字：
“令出如山。”
否则，不过是山影压人，山形无人得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