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时期数千万流民的最终去向遵循 “定居避难地为主、返乡重建为辅、非正常消亡占比可观” 的核心规律，结合史料推算总流民规模约 4000万，具体分布及量化数据如下：
1.永久定居避难地（占比40%-50%，约1600万-2000万）
这是流民最主要的去向，集中在战前安定、经济有吸纳能力的区域，且定居后极少再迁徙。
- 四川-重庆：吸纳苏浙皖赣、湖北流民超 170万，依托“垦荒免税三年”政策和农业、商贸优势，成为流民定居第一大目的地。
- 上海及江浙沿海（宁波、温州）：定居苏南、浙北流民超 100万，租界庇护、丝织与航运业岗位吸引大量手工业者、商人扎根，助推上海城市化。
- 湖南（长沙、湘潭）：安置湖北、江西、皖南流民超 70万，依托湘军后方的稳定秩序与宗族网络，流民多从事农业和手工业。
- 闽粤沿海（厦门、广州）：定居浙南、赣南流民超 50万，开埠通商带来的就业机会是核心吸引力。
- 西北、华北、东北：合计定居超 80万，多为躲避捻军、回民起义的二次流民，在当地农业区开荒谋生，成为晚清“闯关东”“走西口”的雏形。
2.返乡重建与就近安置（占比30%，约1200万）
真正返回原籍核心区的流民占比不高，多数因原籍残破选择就近安置。
- 原籍返乡：分三阶段推进，1864-1866年紧急返乡约 120万（以青壮年为主）；1867-1875年官府组织返乡约 80万（中等资产者、有宗族支持者为主）；累计原籍返乡约 200万，集中在苏浙皖赣近战区。
- 就近安置：约 1000万 流民因原籍房屋、土地被客民占用，转而定居邻近未受重创的乡镇，如苏南流民定居上海周边、皖南流民定居江西北部、湖北流民定居江汉平原边缘。
3.非正常消亡（占比20%-30%，约800万-1200万）
死亡或失踪流民集中在逃难和返乡途中，核心致死原因是饥荒、疫病、盗匪劫掠和战乱裹挟。
- 饥荒与疫病：苏浙皖赣流民逃难途中死亡率超 20%；1864-1866年江南霍乱、天花大疫，导致返乡流民死亡超 300万。
- 盗匪与战乱：长江、运河沿线盗匪猖獗，单人或小型流民群体遇害者不计其数；部分流民被捻军、残余太平军裹挟，最终战死或失踪，规模超 500万。

太平天国战乱期间，江南流民向苏北、皖北、北方（华北鲁豫）、东北的迁徙虽规模不及上海、四川等核心区域，但确是重要的补充流向，移民以江南农民为主，定居后多以垦荒务农为业，且返乡率极低，深刻影响了迁入地的农业与文化格局，具体分布如下：
一、 苏北地区（江南流民重要就近安置地）
1.移民规模与来源
吸纳江南流民约 30万-40万，主要来自苏南（苏州、常州、镇江）、浙北（嘉兴、湖州），迁徙时间集中在1862-1866年。
2.核心动因
苏北因黄河改道遗留大量荒地，清廷推行**“垦荒免税五年”**政策；毗邻江南，迁徙距离短（多沿运河、长江水路），流民负担轻；1865年捻军主力被剿灭后，苏北治安趋于稳定。
3.定居特点
流民多聚居在淮安、盐城、连云港等沿海垦区，依托官府发放的种子、农具开垦盐碱地，部分江南农民带去水稻种植技术，推动苏北从单一旱作农业向稻麦轮作转型；因原籍土地被客民占用，返乡率不足10%。
4.史料佐证
《淮安府志》《盐城县志》《江南善后局垦荒档案》
二、 皖北地区（江南流民短途迁徙首选）
1.移民规模与来源
吸纳江南流民约 20万-25万，主要来自皖南（徽州、宁国）、苏南（南京、镇江），属于**“就近避祸+战后定居”**的双重流向。
2.核心动因
皖北与江南接壤，1864年太平天国覆灭后，清廷在皖北设**“流民安置局”**，提供临时住所与垦荒土地；皖南流民因原籍损失率超80%（如广德州损失率98%），无法回迁，转而迁入皖北阜阳、亳州等平原地区。
3.定居特点
江南流民与当地土著、河南移民杂居，主要种植小麦、玉米，部分皖南商人在皖北集镇开设当铺、粮行；移民多以宗族为单位聚居，保留了江南的宗祠建筑风格与饮食习惯。
4.史料佐证
《阜阳府志》《亳州志》《安徽巡抚奏稿》
三、 北方地区（华北鲁豫，江南流民的“长途垦荒目的地”）
1.移民规模与来源
吸纳江南流民约 15万-20万，主要来自杭嘉湖、苏南，迁徙时间集中在1865-1875年，多为二次迁徙（先逃至上海、南京，再北上华北）。
2.核心动因
1868年捻军被彻底平定后，华北鲁豫地区荒地连片，清廷推行**“招垦实边”**政策，对移民免赋税、给耕牛；江南流民因原籍重建成本高，选择北上寻求土地。
3.定居特点
流民多分布在山东济宁、河南开封、河北邯郸等黄河沿岸农业区，以垦荒务农为主，少数江南工匠在城镇从事纺织、酿酒；因迁徙距离远，宗族网络断裂，移民快速融入当地，方言、习俗逐渐本土化。
4.史料佐证
《山东通志》《河南通志》《清代华北移民史》
四、 东北地区（江南流民参与“闯关东”雏形）
1.移民规模与来源
吸纳江南流民约 5万-8万，数量虽少，但属于跨区域远距离迁徙的典型，主要来自苏南、浙东（宁波、绍兴），迁徙时间集中在1870-1885年。
2.核心动因
清廷1860年开放东北部分地区禁垦令，东北黑土地肥沃，吸引流民前往垦荒；宁波、绍兴流民多依托海运线路（上海→营口→奉天）迁徙，部分人从事航运、商贸。
3.定居特点
流民多聚居在奉天（今沈阳）、吉林、营口等城市及周边垦区，江南农民带去蔬菜种植技术，丰富了东北的农作物种类；宁波商人在营口开设商号，参与东北与江南的丝茶、粮食贸易。
4.史料佐证
《东三省政略》《营口县志》《清代东北移民档案》
五、 核心特征总结
1.群体属性：迁往这些区域的江南流民以农民为主，与迁往上海、重庆的工匠、商人形成鲜明对比，迁徙目的以“获取土地”为核心。
2.迁徙路径：多沿运河、黄河、海运线路迁徙，短途迁徙（江南→苏北、皖北）以宗族为单位，长途迁徙（江南→北方、东北）则多为零散个体。
3.文化影响：江南流民带去的水稻种植、纺织技术推动了迁入地农业手工业发展；宗祠、饮食等文化元素在苏北、皖北部分区域保留，而北方、东北因移民分散，文化融合速度更快。

太平天国时期江南流民迁往云贵、湖北、新疆、两广、海南及外国的去向分布（1860-1890）
江南流民向这些区域的迁徙多为远距离、政策驱动型流动，规模虽不及上海、四川，但形成了跨区域文化融合与早期海外移民的雏形，具体分布如下：
一、 云贵地区（西南边疆垦荒目的地）
1.规模与来源
吸纳江南流民约 10万-15万，主要来自苏南（苏州、镇江）、浙北（杭嘉湖）、皖南（徽州），迁徙时间集中在1865-1875年，多为二次迁徙（先逃至湖南、湖北，再西进云贵）。
2.核心动因
清廷平定云贵苗民起义后，推行**“屯垦实边”**政策，发放种子、耕牛并豁免5年赋税；云贵战乱波及少，土地肥沃且人口密度低；部分江南商人因西南茶叶、药材贸易商机迁入。
3.定居特点
流民多聚居在昆明、贵阳周边坝区及滇西大理、滇南普洱，农民以开垦荒地种植水稻、茶叶为主，丝织工匠则在昆明、曲靖开设手工作坊，将江南缫丝技术传入西南；因迁徙距离远，宗族网络断裂，移民快速与当地土著、湖广移民融合，部分保留江南宗祠建筑风格。
4.史料佐证
《云南通志》《贵州通志》《云贵总督奏稿》
二、 湖北地区（长江中游中转与定居核心）
1.规模与来源
吸纳江南流民约 20万-25万，主要来自江西北部、苏南、皖南，是江南流民西进四川的重要中转站，也是重要定居地。
2.核心动因
江汉平原因太平天国与湘军拉锯产生大量荒地，清廷设**“流民安置局”**提供土地；湖北是湘军后勤基地，商贸、手工业岗位充足；毗邻江西、安徽，迁徙距离短，水路交通便利。
3.定居特点
流民多分布在武汉、荆州、宜昌等沿江城市及江汉平原垦区，农民种植棉花、水稻，部分江南丝织工匠加入汉口手工工场，推动湖北丝织业发展；皖南流民依托宗族在黄冈、孝感形成聚居区，保留徽派饮食与建筑习俗。
4.史料佐证
《湖北通志》《汉口竹枝词》《湖广总督奏稿》
三、 新疆地区（西北屯垦实边小众目的地）
1.规模与来源
吸纳江南流民约 3万-5万，数量最少且以浙东（宁波、绍兴）、苏南商人与手工业者为主，迁徙时间集中在1876-1885年左宗棠收复新疆后。
2.核心动因
左宗棠推行**“戍边屯垦”**政策，招募内地移民开发新疆；新疆羊毛、棉花资源丰富，吸引江南纺织工匠前往；部分宁波商人看中中亚贸易商机，经河西走廊迁入新疆。
3.定居特点
流民多聚居在乌鲁木齐、伊犁、喀什等城镇，农民参与屯田种植小麦、玉米，工匠则开设纺织作坊加工羊毛，商人则从事新疆与江南的丝茶、皮毛贸易；因移民规模小，文化融合速度快，仅在部分商号中保留江南商业习俗。
4.史料佐证
《新疆图志》《左宗棠奏稿》《清代西北屯垦史》
四、 两广地区（华南开埠商贸聚集地）
1.规模与来源
吸纳江南流民约 15万-20万，主要来自浙南（温州、台州）、苏南（苏州、常州）、皖南，迁徙时间集中在1860-1870年。
2.核心动因
广州、佛山开埠后商贸繁荣，丝织、陶瓷、航运业岗位充足；两广受太平天国战乱波及较轻，社会秩序稳定；部分江南商人依托广州十三行的贸易网络，从事进出口生意。
3.定居特点
流民多聚居在广州、佛山、汕头等城市，丝织工匠融入当地手工工场，商人则开设商号经营江南丝绸、茶叶出口；浙南流民在汕头形成聚居区，参与海运业，推动汕头港口发展；移民保留江南饮食习俗，如苏式糕点、浙式茶饮在广州街头出现。
4.史料佐证
《广东通志》《广西通志》《广州海关档案》
五、 海南地区（热带农业垦荒小众目的地）
1.规模与来源
吸纳江南流民约 2万-3万，主要来自浙东（宁波、绍兴）、苏南，多为经福建、两广中转的零散移民。
2.核心动因
海南荒地广阔，清廷推行**“热带农业开发”**政策，鼓励种植甘蔗、橡胶、椰子；部分江南农民因原籍土地被占，选择跨海前往海南垦荒。
3.定居特点
流民多聚居在海口、文昌、琼海等沿海地区，以种植热带经济作物为主，少数宁波商人从事海南与江南的蔗糖、热带水果贸易；因移民规模小，文化影响有限，仅在部分村落保留江南水稻种植技术。
4.史料佐证
《琼州府志》《清代海南垦殖史》《两广总督奏稿》
六、 外国地区（早期海外移民雏形）
1.规模与来源
约 5万-8万江南流民迁往海外，主要来自宁波、绍兴、苏州，是晚清华人下南洋的重要组成部分。
2.核心动因
江南战乱导致生计无着；东南亚（马来亚、暹罗、爪哇）需要大量劳动力开发锡矿、橡胶园；宁波、绍兴商人依托传统海运网络，前往海外从事商贸。
3.定居特点
移民以劳工、商人为主，劳工多在东南亚锡矿、橡胶园务工，商人则在新加坡、曼谷开设商号，经营江南丝绸、茶叶与东南亚土特产贸易；部分移民在海外建立同乡会馆，保留江南方言与习俗，成为早期华侨社群的核心力量。

太平天国时期江南流民迁往陕甘宁晋湘的去向分布（1860-1890）
江南流民向陕甘宁晋湘的迁徙，呈现**“湖南规模最大、晋陕以中转垦荒为主、甘宁受战乱影响规模有限”**的特征，迁徙多与清军平乱后的屯垦政策、区域经济网络相关，具体分布如下：
一、 湖南（江南流民西进核心安置地）
1.规模与来源
吸纳江南流民约 25万-30万，主要来自皖南（徽州、宁国）、江西北部、苏南（南京、镇江），迁徙时间集中在1854-1865年，是除四川、上海外江南流民的第三大去向。
2.核心动因
湖南是湘军发源地，社会秩序稳定，清廷设**“湘军后勤安置局”**，为流民提供土地与就业；湘乡、湘潭等湘中地区宗族网络发达，同乡会馆为流民提供临时住所与谋生对接；江汉平原与洞庭湖平原荒地充足，适合农业垦殖。
3.定居特点
流民多聚居在长沙、湘潭、衡阳等湘中城市及洞庭湖平原垦区，皖南流民依托宗族开设当铺、粮行，苏南、江西流民则从事水稻种植与丝织手工业，部分人加入湘军后勤体系；移民保留江南饮食习俗（如苏式糕点、徽派菜肴），湘中部分宗祠融入江南建筑风格。
4.史料佐证
《湖南通志》《湘军志》《长沙府志》
二、 陕西（西北流民垦荒主力接收地）
1.规模与来源
吸纳江南流民约 10万-15万，主要来自浙北（杭嘉湖）、苏南（苏州、常州），迁徙时间集中在1868-1875年，多为二次迁徙（先逃至湖北，再北上陕西）。
2.核心动因
1868年捻军被平定后，陕西关中平原遗留大量荒地，清廷推行**“招垦免税三年”**政策，发放种子、耕牛；西安、咸阳等城市商贸复苏，需要丝织、纺织工匠补充劳动力；部分江南商人看中陕西皮毛、药材贸易商机迁入。
3.定居特点
流民多分布在关中平原（西安、渭南、咸阳）及陕南汉中盆地，农民开垦荒地种植小麦、玉米，浙北丝织工匠在西安开设手工工场，将江南缫丝技术传入陕西；因迁徙距离远，宗族网络断裂，移民快速融入当地，仅在部分手工行业保留江南技艺传统。
4.史料佐证
《陕西通志》《西安府志》《左宗棠奏稿》
三、 甘肃（西北屯垦小众目的地）
1.规模与来源
吸纳江南流民约 5万-8万，主要来自皖南、苏南，迁徙时间集中在1876-1885年左宗棠收复新疆后，是江南流民迁往西北的次要区域。
2.核心动因
左宗棠推行**“戍边屯垦”**政策，招募内地移民开发甘肃，豁免赋税并提供屯田工具；甘肃兰州是西北商贸枢纽，江南商人可依托丝绸之路从事皮毛、茶叶贸易；部分流民因湖北、陕西安置饱和，转而西进甘肃。
3.定居特点
流民多聚居在兰州、天水、平凉等城镇及周边屯田区，农民参与军屯种植粮食，皖南商人开设商号经营西北与江南的物资贸易；因甘肃气候干旱、自然条件恶劣，部分流民后续转迁新疆。
4.史料佐证
《甘肃通志稿》《兰州府志》《清代西北屯垦档案》
四、 宁夏（河套平原垦荒边缘目的地）
1.规模与来源
吸纳江南流民约 2万-3万，数量最少，主要来自苏南、浙北，多为经陕西中转的零散移民，迁徙时间集中在1880-1890年。
2.核心动因
宁夏河套平原土地肥沃，清廷鼓励开垦荒地种植水稻、小麦；部分江南农民擅长水田耕作，适应河套平原灌溉农业的需求；宁夏银川是西北皮毛集散地，吸引少量江南商人迁入。
3.定居特点
流民多聚居在银川、吴忠等黄河沿岸灌区，以种植水稻为主，将江南水田耕作技术引入宁夏；因移民规模小，文化影响有限，仅在部分村落保留江南水稻种植习俗。
4.史料佐证
《宁夏府志》《银川市志》《清代宁夏垦殖史》
五、 山西（华北商贸中转与垦荒地）
1.规模与来源
吸纳江南流民约 8万-12万，主要来自苏浙皖，迁徙时间集中在1865-1875年，是江南流民北上华北的重要中转与定居地。
2.核心动因
山西晋商网络发达，平遥、祁县等票号城市需要商贸与金融人才，江南商人可参与票号分号经营；山西汾河谷地荒地较多，清廷推行垦荒政策；部分流民沿运河北上，经山东转迁山西。
3.定居特点
流民多分布在太原、平遥、临汾等城市，江南商人融入晋商体系，从事茶叶、丝绸贸易，农民则在汾河谷地垦荒种植小麦、高粱；部分流民后续转迁蒙古草原从事商贸。
4.史料佐证
《山西通志》《平遥县志》《晋商档案汇编》
六、 核心特征总结
1.地域差异：湖南因湘军背景与稳定秩序，吸纳流民规模最大；陕甘宁以政策驱动型屯垦为主，流民多为农民；山西依托晋商商贸网络，吸引商人与工匠。
2.迁徙路径：多为二次迁徙，江南流民先逃至湖北、上海等核心避难地，再向西北、华北扩散；迁徙方式以零散个体为主，宗族抱团迁徙现象较少。
3.文化影响：湖南、山西保留较多江南文化元素（建筑、饮食、技艺）；陕甘宁因自然条件与移民分散，文化融合速度快，江南习俗逐渐本土化。

太平天国时期，山东、两河（河南、河北） 确实是华北地区吸纳江南流民的核心区域，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其吸纳规模远不及上海、四川-重庆等核心避难地，整体呈现**“规模中等、以垦荒务农为主、中转属性强”**的特征，具体数据与详情如下：
一、 山东+两河（河南、河北）吸纳江南流民的具体情况
区域 吸纳规模 流民主要来源地 核心动因 定居特点 史料佐证
山东 约12万-15万 苏南（苏州、常州）、浙北（杭嘉湖）、皖南 1. 黄河改道遗留大量荒地，清廷推行**“垦荒免税三年”**；2. 运河沿线商贸复苏（济宁、临清为枢纽）；3. 1868年捻军平定后治安趋稳 1. 流民多聚居济宁、临沂、胶东半岛垦区，种植小麦、棉花，部分江南丝织工匠在周村开设手工工场；2. 依托运河商帮（如济宁徽商）安置，同乡网络较弱，文化融合快 《山东通志》《济宁府志》《清代山东垦殖史》
河南 约8万-10万 皖北、苏南（南京、镇江） 1. 豫东平原荒地连片，官府发放种子、耕牛；2. 开封、郑州为中原商贸枢纽，需手工业者补充劳动力；3. 毗邻皖苏，迁徙距离短 1. 流民集中在开封、商丘、信阳垦区，从事农业；2. 部分皖南流民在洛阳开设当铺，融入豫商体系；3. 中转属性强，约30%流民后续转迁陕西、甘肃 《河南通志》《开封府志》《湖广总督奏稿》
河北 约5万-7万 苏南（镇江、扬州）、浙东（宁波） 1. 冀中平原、津沽地区农业与商贸并重；2. 天津开埠后航运、盐业岗位充足；3. 清廷在保定设流民安置局 1. 流民多定居保定、天津、沧州，农民垦荒，宁波商人参与天津口岸贸易；2. 规模最小，且多为零散移民，文化痕迹淡 《畿辅通志》《天津府志》《英国领事报告》
合计 约25万-32万 —— —— —— ——
二、 为什么山东、两河并非江南流民的“最大接收地”
1.自然与经济吸引力不足
华北以旱作农业为主，与江南的水田耕作习惯差异大；且缺乏上海的工商业岗位、四川的“垦荒免税+粮食充足”优势，对江南流民的吸引力弱于核心避难地。
2.战乱波及时间长
1853-1868年，捻军在华北反复活动，山东、河南多地沦为拉锯战场，治安不稳定，导致流民更倾向于选择上海、四川等长期安定的区域。
3.中转属性强，定居率偏低
约30%的江南流民将山东、两河作为**“二次迁徙中转站”**，待西北（陕甘宁）平定后，再沿黄河西进，最终定居陕甘屯垦区，并非长期扎根。
三、 核心特征总结
1.群体属性单一：迁入山东、两河的江南流民以农民为主，工匠、商人占比不足10%，与上海吸纳大量手工业者、商人的结构形成鲜明对比。
2.迁徙路径短：多沿运河、黄河水路迁徙，属于“就近避祸”的短途流动，极少出现跨区域远距离迁徙的情况。
3.文化融合速度快：因宗族网络断裂、移民规模分散，江南的方言、建筑、饮食习俗在华北保留较少，仅在部分手工行业（如丝织、典当）能看到江南技艺的影响。

皖北太平国没有受影响，捻军劫富济贫，对底层百姓没有影响，

1938年至1942年河南灾难不断，

民国灾难：
1918年北方大旱与地震
北方六省大旱，50万人丧生，317县庄稼受损；同年陕西、甘肃发生大地震。（河南河北山东山甘肃宁夏）
1920年"庚申奇荒"
华北五省（山西、河南、陕西、河北、山东）317县大饥荒，死亡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一说5000万），河南受灾最严重。
1925年多省灾害
川、黔、湘、鄂、赣五省大饥荒；云南地震后遇洪水；6省庄稼遭虫灾，黄河流域洪水泛滥；同年云南大理发生强震，引发火灾，房屋倒塌，多人被压或被火烧死。
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民国十八年年馑）（山西甘肃陕西河南山东河北内蒙吉林）
以旱为主，蝗、风、雪、雹、水、疫并发，波及陕西、甘肃等八省及周边多省。陕西原有人口1300万，三年间饿殍、疫病死亡300多万，流离失所600多万；甘肃死亡超200万人，部分县死亡率达70%以上；全国难民约5000万，饿殍遍野，出现"鬻妻子以延生""人相食"等惨状。
1931年南方水灾
长江流域大水，灾民1亿人，因饥饿、瘟疫死亡300万人，为1931-1949年最严重的两次水灾之一（另一次1937年，死亡超14万人）。
1934年全国大旱灾
导致饥荒，饿死超过600万人。
1936-1937年川甘大饥荒
四川、甘肃受灾，成都盆地外均为灾区，四川万源县人口骤减三分之一，甘肃死亡人数不详。
1941-1943年广东大饥荒
1941年、1943年接连发生，数百万人冻饿而亡；1943年潮汕地区因干旱和日军统治，粮价飙升，每天数百人饿死，汕头达濠镇饿死近万人（占全镇人口三分之一），全省饿死及逃荒者达300万人。
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
3000万人受灾，300万人死于饥饿，灾区"十室九空"，百姓剥树皮、吃观音土充饥，饿殍载道。
1945年多省受灾
东北及湖南、河南等10省遭灾，灾民达1900万人。
1946-1947年南方大饥荒
粤、桂、湘三省饿死1750万人，湖南400万人受灾，衡阳地区饿死9万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