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真的被卷入了万历十一、十二年“反张风潮”，高家人恐怕将再无宁日。
证“有”易，证“无”难，这是考据者的共识。如今我冒史家之大不韪而试图“证无”，如何敢不小心谨慎？我是确实没有发现任何《病榻》一书在万历十一、十二年面世的踪迹，才斗胆质疑。更有岳氏引郭正域所列书目为辅证（虽然郭正域刻意为高拱粉饰的可能性，也不敢说完全没有），这才说出自己的一些揣测，特不敢拍板定案。
而反驳我者，只需一个有效材料证明此书当时确实存在，或者哪怕只是暗示存在，就可以全盘推翻本文第20小节的立论。
（如果真的那么肯定此书在张家罹难中起到作用，真有那样言之凿凿的自信，为何连一个史料都吝于赐予？）


如果黄氏仁宇无意（也许？）制造的这个“《病榻遗言》是张门惨祸的催化剂”印象，能够在大众意识中得到澄清、辨伪，那么新郑遭到的诋毁和厌恶，可能就会少很多。
我并不否认此书中多有情绪化语气、表述，对于其内容可信度也有待于进一步比对、甄别。但仅仅是一个无害于人的心灵“树洞”，作者的人品又何必遭到苛责？如果此事能够辩诬，大众对新郑的既成印象应该会有所变化罢。


我对张璁执政风格比较偏好。所以我来写大礼议的话，估计对一代名相杨廷和跟大才子杨慎，不会有什么好话。

本来大礼议在我心里也就是个无理取闹的事。

咏蛙？是“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么。

问题就在于，黄仁宇没有给出任何证据。
《万历十五年》注释很多，但此事却未加任何注释，不知道黄氏所本的材料是什么，他仿佛像理所应当的事情一样叙述。而后人谈到这本书，多是黄氏经典“植入”印象。
小S你看的史料多，你仔细想一想，在这一时期，真的有当世人提到跟高拱相关的任何事吗？


是对比产生的反差么？生前极尽煊赫，死后也不过黄土一抔。

我没发现万历十一、十二年间，任何人有看过《病榻遗言》的蛛丝马迹。

万历对冯保、张居正的每一次整治、每一项谴责，都事出有因，因果关系很明确。但，从来没有一回跟《病榻遗言》这本书有关。甚至连高拱的名字，都无人提到。
其实也好理解。高拱这时候还是“贰臣”，是个连谥号都不配有的奸佞之徒，就算他能提出什么证言，又有何可信度？又有谁愿意去翻一个“贰臣”的旧日笔记并拿出来说事？高家人又何至于那么脑残，明明反张风潮跟自家无涉，还主动往火坑里跳？


我不敢说太岳有没有意料。太岳有时候显得很达观，有时候又有点汲汲营营之嫌，大概正体现了他性格的复杂吧。
只是感慨，这些人，无论生前有多少爱恨，也只能以死亡作为终结。留下的纠结，都是给后人的。

也许黄仁宇也是受了什么人的“误导”（我现在还不敢拍板说此事纯属讹误，所以加引号）。要么就是他想当然了。不管怎么说，不加注释，总是个疏忽。
申时行对居正的评价不可能高，要不然他为啥毫无压力地废除了居正的考成法，一点也没有不情愿的样子？黄仁宇应该是说他毕竟没有完全顺着万历的口径，随声附和将居正污蔑到底。


在《万历十五年》之前似乎没有著述这么说。黄氏首先提出，此书是张门罹难的“催化剂”，但没有论述理由，也没有提供证据。由于这本书太常见了，我就不特意去复制黄氏原文了。
其实仔细想想就会觉得不合理。万历要是看了这本书，诏旨里能不把高拱以前的事揪出来么？高家人还能平静生活么？


那段时间，拿一点小事上纲上线、造谣污蔑居正的人很多。会试命题里一个“舜亦以命禹”都能被拿出来做文章，《病榻遗言》这么猛的料，怎么连半个炒作的都没有？

黄仁宇那个“制度”说很经典，可以作为一家之言。其实我很喜欢他的书。
主要就是《病榻遗言》这个事，被他这么一说，再被后人一脑补，就成了高拱处心积虑捏造政治谣言陷害张居正了。
黄氏本人倒并没有指控高拱的人品，他只是说，此书被万历看到，万历很生气，后果很严重。这样的说法，也可以解释为：此书出版并非高拱授意，而是他人为之。——从这个意义上讲，黄氏倒还算不上厚诬了高拱。
问题是，高拱的名声，架不住黄氏粉丝的脑补啊。这事到某位赵姓教授那里，就变成了高拱的“政治权谋”。我就是搞不明白人TM都死了还权谋个什么劲？高拱真的恶毒到那种程度，死亡都不能消弭其怨恨？会不会变成冤魂厉鬼来找张居正索命啊？


我汗，你到底有没有看过岳金西的文章？他“不敢直接批评黄仁宇”？枉费我给你链接，你连文章都不看，就敢说一个学者“无耻”？
下引岳氏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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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病榻遗言》刊刻于张居正身后罹祸期间并成为发难的重要“因素”，此说并非赵教授的发明，而是史学家黄仁宇“催化剂”说的翻版。黄先生说：“现在张居正已经死后倒台，但皇帝还没有下绝情辣手，这时高拱的遗著《病榻遗言》就及时地刊刻问世。”“它的出版在朝野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成为最后处理张居正一案的强烈催化剂。”[13]可见，赵教授的“因素”说其源盖出于此。不过，二说亦略有不同：前者是以张居正身后罹难、“有仇报仇，有怨报怨”的“政治大背景”立论的；后者则是直接以《病榻遗言》的内容立论的。黄先生在概述此书所载王大臣案之后说：“皇帝听到这一故事”，（前已暗示看过此书——引者注）“他满腹狐疑，立即命令有关官员把审讯王大臣的档案送御前查阅。查阅并无结果。”“他一度下旨派员彻底追查全案，后来由大学士申时行的劝告而中止。”[14]这是偷梁换柱的诡辩。历史事实是：神宗追查王大臣一案起因于南京兵部郎中陈希美的奏疏。万历十一年二月，陈希美上疏，首论冯保于万历元年正月“乃潜引一男子王大臣，白昼挟刃，直至乾清宫门”行刺，“王大臣既已伏诛，而保系首祸之人，乃夤缘漏网”，因此“恳乞圣明，亟加诛戮。”[15]本来万历十年十二月，御史李植论劾冯保十二大罪，神宗已有旨宽处。但两个月后，他又看到陈希美论劾冯保竟敢“潜引”犯人王大臣谋害自己，于是立即下令刑部查阅王大臣案。对此，《神宗实录》作了如实记载：“上览刑部录进王大臣招由。传旨：此事为何这每就了？查原问官与冯保质对。大学士张四维等言：事经十年，原问官厂即冯保，卫乃朱希孝。今罪犯已决，希孝又死。陈希美奏王大臣系冯保潜引，亦无的据。若复加根究，恐骇观听。上乃置不问。”[16]张四维讲的一清二楚：神宗追查王大臣案起因于陈希美的奏疏。而黄先生硬把陈希美的奏疏说成是高拱的《病榻遗言》，硬把张四维换成申时行。如此偷换史实的硬伤，竟然出自享誉海内外的史学名家名著，实在令人震惊和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