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日进直讲》这种给裕王的教案都列进去了（此书内容极其浅显，语言也是白话，谈不上什么经济学术价值），我想不到不列《诗文杂著》的理由。
（难道《诗文杂著》就是未整理、未问世，《病榻遗言》就是故意隐晦？高拱在《本语》后边的章节里言辞间也有电光石火啊，怎么不隐晦？虽然该书总体上是哲学著作。）


我认为《病榻遗言》就是后人整理。（考察该书语气、人称转换的突兀程度，也不像是一气呵成的。）
而且，我真的找不到任何该书在万历十一、十二年反张风潮期间，就为世人所知的证据，哪怕是暗示。

设若此书问世，为何当时对居正的抨击、诋毁中，一点影子也没提到呢？

我采信史料可能有偏颇，甚至相当偏颇。但是，我也不会妄言毫无踪影的事。

小S很相信此书在反张风潮中就存在。但我也一直不知道她有什么证据。
（先前我写过一篇批评郦波的文，文后讨论中涉及到《病榻》一书。那时刚认识小S不久，为这事还跟她闹得不愉快过。）

就是因为很晚了嘛。“文襄”的谥号确定，怎么也是万历三十年以后的事了，大概在三十、三十一年左右。

关于该书是张居正身后罹难“催化剂”的说法，据岳氏考辨，最早出自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后来就为世人深信不疑。
我的阅读量肯定远远不如岳氏。我也没有发现近当代较有名气的著述中，在《万历十五年》之前，还有哪本提到此事的。

妖书案都三十一年十一月了，有点晚。高拱得到赐谥是三十年的事。我觉得可能是在妖书案之前。

总之，我自己也知道，因为我在晚明史的这些问题上感情倾向太过强烈，所以很难保持冷静理智的态度，和客观中立的视角。我唯一能做到的只是保证不空穴来风。
这篇文章写到最后，我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了，笔下怨气冲天，大概看起来很可笑。尤其最后这两节，翻案的意味过于强烈，私心太重，已经超出了正常史评所能容许的范畴。虽然我自己对于自己写的内容，都有超出七八成的相信度，但我也知道很难得到公认。
有些历史人物的形象，有些历史事件的印象，在世人心中已经成为定论，很难扭转了。（玉绳现在乃知道我为啥心仪后现代主义史学、迷恋主观叙述了吧~~？）我只是不吐不快，仅此而已。


对于高拱我确实有执念，对于居正则谈不上吧（感觉我已经不配作太岳粉丝）。我采信徐阶那事，目的并不是为了给居正洗白，张冯联手陷害高拱这事我一直在吐槽。不过“谋立周王”之诬，大概本来就跟居正没什么关系，世人都以为是冯保一手做成的，我只是把徐阶引入进来而已。


也许是我把高拱想得太好了。但我的初衷，只是不忍看世人把他想得那么坏。明明没有他制造谣言打击陷害居正的证据，却把事情坐得实实的。明明人生末途他在努力化解心结、排遣自己（是否有用姑且不论），却被人说成是至死不忘报复、心胸狭隘的小人。
喜欢居正的人，很多都讨厌高拱（太岳吧的氛围算是很好的，我这厢这么给高拱抱不平都米人拍我）；喜欢徐阶的人，基本上全都讨厌高拱；对明史人物谈不上特别喜好、比较淡漠的人，谈及高拱，也每每只说一些负面印象。我实在多有不忍。（不过，我笔下如此偏狭，恐怕被视作“矫枉过正”都是轻的，被评为“毛锥杀人”我也只能认了。）

高拱还拿地域问题逗居正玩呢，在俩人关系好的时候。

高考比较重要。。。。。

太岳喜欢佛学就是玩票。佛学里有一些澄净心灵的理论、章节文字，任何人都可以拿来为自己所用，即使非佛教徒。
一个人真正的世界观、价值观，应该从他的行为模式中去体会。
（又譬如这篇小文的作者，迷恋寒山子，兼小控仓央嘉措，通读乔达摩悉达多原始教义而深深心仪之。但确实是不折不扣的唯物主义者。）


即使高拱从来就没有把它拿出来公之于众，只作为心灵的树洞，仅在私人日记本里吐吐槽，乃也不能原谅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