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时行在赐闲堂集里写道，自己主政期间，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事件，这很好，没有大事可供记录，说明此时国泰民安，no news is good news，所以他对自己的政绩很满意。
由是可见，对于文臣来说，主流的价值取向是保安，最推防患于未然。至于“因事有功”神马的，属于救难，是下策，不值得过高评价。


我猥行乃去高澄吧潜过水。得知高澄也是“文襄”以后，小惊了下。不过我对那段历史知之甚少。

以及，最后这一小节，涉及到的两个争议性问题：一个有关《病榻遗言》，一个关系到江南土地政策，乃对它们有什么想法米？

我也认为《病榻遗言》是高拱写的啊。但我主要想说的是，该书在万历三十年（或三十一年）才出版问世，所以与张居正身后罹难无关。
而且高拱自己整理书目，不列此书，似乎并没有非把它公之于世的意向呢。
乃认为高拱最后心结化解了吗？张大复说他是“大根器人到头自脱”。


其实这也是拿高拱和徐阶作对比，人生的最后一个对比吧。对于往事，是否真的能放下，是否至死耿耿于怀。
世人多谓高拱狭隘刻薄，善于记仇，为什么只有我觉得，他最后算得上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呢？他最后真的还在记恨徐阶、居正他们吗？我越看他的文集越觉得可疑呢。
相反，徐阶一副世外高人的超然样子，在万历七年（77岁高寿了）还不忘批判一下当初海瑞等人的“暴政”。对于恩怨，他到底有没有放下呢？


求证据。
（事先说哈，乃不上证据，我可要上反证了。）

抄本先行的证据？
此时（万历十一、十二年）群小跳梁，对居正诋毁不遗余力，可是从来没有任何跟此书、跟高拱有关的传言。乃们不觉得奇怪？

大概我在这个问题上，难免价值观有偏狭之处吧。我只是看不惯，徐阶他们总是一口一个“刁民”“民风败坏”，却丝毫不言因果。

我也不认为他会忘却。那样的往事，应该很难忘却吧。不过，他不去主动跟世人提起，把惨痛回忆自己消化，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

是的。大概也有无能为力的因素，不能公开述说冤屈也不能报复，只有忍了。

关于《病榻遗言》一书在万历三十年以后才问世的史实，我来上证据了。感谢岳金西先生！
引郭正域所作墓志铭：
公素好读书，作《问辨录》十卷，《春秋正旨》一卷，《本语》六卷，《边略》五卷，《纶扉外稿》四卷，《掌铨题稿》三十四卷，《南宫奏牍》四卷，《政府书答》四卷，《纶扉集》一卷，《程士集》四卷，《外制集》二卷，《日进直讲》十卷，《献忱集》四卷。
这就是当时（万历三十年时），高拱面世的全部书目。没有《病榻遗言》。如果这本书之前已经出版，或者哪怕有抄本，似乎此处都不应该完全不提。更遑论万历十一、十二年时人奏牍、言论中，毫无此书踪影。
后来（约在万历三十一年），高务观（高拱嗣子）整理书目，又补充《病榻遗言》和《诗文杂著》两部著作，成为后世高拱文集的雏形。


“他的侄子们打官司，说他钱很多”——沈德符说的这一条，乃咋就取信了呢？ （对徐阶那事，乃那么慎重。。。。。）
要知道，高家三代为官，是官宦世家，到高拱这一辈父子三人同朝，非常有名（王世贞都把这事当做“盛事”来记述）。高家有点家底很正常，比起出身起家寒微的徐阶、居正，不可同日而语啊。
再说，我只看见沈德符说，他的嗣子辈争产（当然沈德符用的是批判嘲讽的语气），乃是从哪里看到谁说的他家钱很多？钱少就不能争吗？我家楼下卖西瓜的，为了一毛钱砍了别人一刀。
遗物问题，高家家仆自己说，只有这么个值钱东西了，来敬奉张相公。当然他们自己说的话，真实性还有待商榷。
至于张四维救济，高拱和张四维的文集中都没有提到，其他当世人的类似说法我也没有看到过。也许有，但毫无证据。
对于高拱的清廉家风，除了王世贞，当世人只要谈到这件事，没有不高度评价的。这一点就让我们遵从公论吧。


可是乃怎么解释《诗文杂著》一书也不录？这书也影响高拱良好形象了么？

乃这样说的证据是什么？乃看到了什么我没有看到的记录，在当时（万历十一、十二年）已经提到跟这本书有关的事了吗？

张冯矫诏，陷害顾命元臣；还有王大臣案，扭曲案情，玷污司法尊严。这都是多好的题材啊，怎么没有人利用一下？
时人只提到王大臣案，但说的跟《病榻遗言》里又不一样。说的是：冯保自己引来刺客，刻意制造出刺杀皇帝大案，想构陷冤狱。（但是没提张居正。）《病榻》里可没那么说啊。皇帝听到这个事情，确实生疑了，也很愤怒，想追查王大臣案，还是张四维劝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