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 婚姻下降与出生率下降
中国正面临婚姻危机与出生率下降压力。
据报道，2024 年新婚数量比前一年减少了五分之一，这将导致 2025 年的出生总数从 954 万降至预计的 730 万至 780 万之间。
尽管中国人口约占全球的 17.2%，但预计其出生人数将占全球不到 6%。
此外，2025 年中国的总生育率预计降至 0.9（而替代水平是 2.1），约为 2016 年官方预测的一半。
因此，中国政府宣布将推出新的政策以提升生育率。

第二部分 — 婚姻率的长期趋势
婚姻率下降正在削弱任何生育提升的努力。
婚姻对数从 2013 年的 1347 万对下降到 2024 年的 611 万对（尽管 2020–2024 期间受新冠疫情影响略有波动）。
同期人口单位结婚率从每千人 9.9 降到约 4.3，低于台湾（5.4）和美国（6.1）。

第三部分 — 原因不是单一因素
中国婚姻危机没有单一原因，主要因素包括：
育龄人口数量持续下降
生活方式改变
计划生育政策的遗留影响
男性人口数量过剩
青年失业率高

第四部分 — 育龄女性数量严重减少
根据 2020 年人口普查，大约 61% 的婴儿由 20–30 岁的女性出生。
但这一年龄段女性人数从 2012 年的 1.11 亿降至 2024 年的 7300 万，预计到 2050 年将降至 3700 万。
即使生育率有所上升，出生数仍会快速下降。

第五部分 — 性别比例失衡与“剩女”现象
多年性别选择性堕胎导致新生儿性别比偏离正常水平。
正常出生性别比约为每 100 名女性对应 102–106 名男性，但中国 2000 年人口普查显示，全国 0–4 岁儿童性别比为 120：100，有些地区更高。
但尽管男性数量过剩，中国仍有“剩余女性”，因为很多家庭强调女儿教育和经济独立，并对未来伴侣有高期望。
结果是 25–29 岁未婚女性比例从 2000 年的 9% 上升到 2023 年的 43%，并呈加速趋势。

第六部分 — 计划生育政策的深远影响
中国 1980 年实行的一胎化政策不仅抬高了婚姻门槛，还使离婚更容易，进一步恶化了婚姻稳定性。
离婚率从 1980 年每千人 0.3 上升到 2019 年的 3.4。
为此，2021 年中国实施了新民法典，引入 30 天离婚冷静期，类似英国和法国的做法。
这一冷静期短暂降低了离婚率，但到 2023 年离婚率又回升到 2.6（高于日本的 1.5）。

第七部分 — 生育相关生物学限制
由于结婚与生育年龄推迟，中国男女的生育窗口显著缩短。
一般女性到 30 岁时，只有 12% 的卵子剩余，40 岁时仅 3%。
流产风险随着年龄增加显著上升。
晚婚晚育使育儿兴趣随年龄降低。
而全球约 2/3 的婴儿出生于 30 岁以下的母亲。
中国女性首次生育的平均年龄从 2000 年的 25 岁升至 2020 年的 28 岁，上海更从 2019 年的 30 岁升至 2024 年的 32 岁。
此外，中国整体不孕症率从上世纪 70 年代的 1–2% 升至 2020 年的 18%。
这些生物学趋势与晚婚密切相关。

第八部分 — 文化与教育的宏观影响
中国一些受儒家文化深刻影响的地区呈现世界最低的生育率。
这些地区往往过度重视教育，反而弱化婚姻与生育的重要性。
数据表明，如果母亲首次生育年龄超过 28 岁，其生育率甚至难以提高到 1.5。
此外，中国一度将结婚最低年龄设为男性 22 岁、女性 20 岁；但这一年龄降低至 18 岁在当前情况下已不会显著提升生育率。

第九部分 — 政策与现实矛盾
作者认为，中国政府过去大力推动人才教育与经济发展（如扩招本科及研究生）导致教育资源与生育之间产生矛盾，
中国目前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已超过日本，这意味着中国的生育率稳定难度可能不低于日本当前水平（约 1.15）。
由此表明，即便政府推出鼓励结婚和生育的政策，受历史与社会力量影响的深层结构性阻力难以迅速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