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堡的四月依然刮着带冰碴的风，但玛丽亚·彼得罗夫娜·索洛维约娃已经感觉不到了。她全部的知觉，像被一道无形的堤坝围困，只淤积在腹部那片骇人的、紧绷的、不断下坠的疆域里。她站在伯爵夫人客厅厚重的波斯地毯中央，觉得自己像一尊被遗忘在宴会后的瓷瓶，釉面布满细密的、即将炸裂的冰纹。
第三个孩子阿列克谢的百日宴刚散，残羹的甜腻气混着男宾的烟斗味儿，还在天鹅绒帷幔间滞重地浮游。她的丈夫，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正用他保养得宜、戴着家族徽章戒指的手，拍着一位将军的背，谈论着南方铁路的股份。他的笑声短促而满意，像一枚枚金币落在银盘上。玛丽亚知道，那满意不仅源于生意，更源于她再次“适时”隆起的腹部——对索洛维约夫家而言，子嗣是比卢布更直观的财富，是这日渐倾颓的低等贵族门楣上，勉强刷上的新鲜金漆。
可只有她自己知道，这腹中的重量，与弗拉基米尔无关，与索洛维约夫家的荣光无关。它是一桩隐秘的、滚烫的罪孽，一块在她骨盆深处不断生长的铅。孩子是谢尔盖的，那个有着茨冈人般黑眼睛、在地方自治会做统计员的穷大学生。他的爱像夏日雷雨，猛烈、潮湿，让她这株在规整庭院里萎顿的植物，尝到了近乎疼痛的生机。如今雷雨远去，只留下这风暴的果实，沉甸甸地嵌在她的生命里，每一下胎动，都像无声的指控。
她试着向窗边挪动，想呼吸一口窗外稀薄的冷空气。动作迟缓得如同在深水中跋涉。骨盆的关节在每次重心转移时都发出不堪重负的闷响，仿佛老宅楼梯的木头。膨大的子宫挤压着胃，让方才勉强咽下的鱼子酱和奶油鸡茸汤变成一团酸腐的固体，抵在喉头；压迫着膀胱，催生着一种持续不断、令人羞耻的紧迫感。最难以忍受的是那种下坠感，清晰、顽强，仿佛地心所有的引力都汇聚到那一点上，要将她和体内的秘密一同拽入地板之下，拽进这所宅子黑暗的、积满灰尘的地基里去。
“玛丽亚，我亲爱的，你脸色白得像瓷。”伯爵夫人——她的婆婆，用那双能穿透一切社交谎言的灰眼睛打量她，“是不是太累了？毕竟，三年四个，圣母也会感到疲倦的。”语气里听不出是关怀还是算计。
玛丽亚感到腹中的孩子重重地踢了一下，正顶着她的肋下，一阵尖锐的胀痛。她赶紧将手覆上去，不是抚慰，而是徒劳的压制。她能想象那画面：昂贵的湖绿色丝绸裙袍下，她的腹部突兀地隆起一个拳头的形状，像有个囚徒在里面猛烈地叩打牢笼。这个意象让她一阵眩晕。
“只是有些闷，妈妈。”她听见自己的声音飘出去，虚弱而遥远，“我想去休息片刻。”
弗拉基米尔闻声转过头，他的目光扫过她的脸，最后落在她小山似的腹部，那里裹着昂贵的衣料，承载着他的体面。他点了点头，那眼神就像主人看到一头珍贵的、正怀着崽的母牛表现出合理的倦怠。“去吧。照顾好我的继承人。”他随口说道，语调轻松，随即又转向他的将军。
“我的继承人。”这个词像一根冰锥，刺穿了玛丽亚浑浑噩噩的感官。她扶着光滑的胡桃木门框，一步一步挪向幽暗的走廊。沉重的身躯拖在身后，每一步都需要调动全身衰竭的力气。走廊墙上，索洛维约夫家祖先的肖像在昏黄的煤气灯下凝视着她：那些穿着戎装或宫廷礼服的男子，面容严酷；那些戴着冠饰的女子，姿态僵直。他们构成了一个庞大、无声、令人窒息的谱系。而她，玛丽亚，正拖着不属于这个谱系的血脉，艰难地行走在他们审判般的目光下。
终于回到卧房，门在身后关上，隔绝了楼下的喧嚣。她靠在冰凉的门板上，喘息着。房间里一片死寂，只有炉火偶尔噼啪一声。巨大的双人床空着一半，像片荒原。她慢慢地，像一艘超载的驳船缓慢靠岸，将自己安置在床沿。手再次按上腹部，隔着衣料，能触摸到那坚硬、滚圆的弧顶。这里孕育着爱情，还是毁灭？是谢尔盖黑暗中炽热的低语，还是未来某天可能撕裂整个家族、将她打入万劫不复之地的丑闻？
一阵更强烈、更规律的下坠紧缩感袭来，这次持续得更久。她咬住下唇，手指攥紧了床罩精致的绣花。不是现在，求求你，不是现在。她还没有准备好，无论是身体上，还是面对那必将到来的、血淋淋的真相的时刻。这个孩子，无论男女，都将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据，证明她曾有过背叛的体温，证明她的心曾逃离过这金丝笼般的婚姻。
窗外的彼得堡渐渐沉入暮色，远处的教堂尖顶融入铁灰色的天空。玛丽亚坐在渐浓的黑暗里，感到那腹中的重负，不仅仅是骨肉的重量，更是整个生活的重量——谎言的重，恐惧的重，还有那渺茫的、属于谢尔盖的、如今已变得苦涩的爱的重量，全都压在她脆弱的耻骨上，等待着最终的分娩。那将是一场审判，而她是唯一的囚徒与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