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宪宗朝，韩愈写下《论佛骨表》，元和十四年，朝廷迎佛骨，“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楼以观，舁入大内”，上自天子，下至士庶，都投入热烈的佛骨盛典氛围中。韩愈站出来上表，他说“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强调佛教是外来之法，并非中华上古固有。而且他反复申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世，“此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然而中国未有佛也”，又说“此时佛法亦未入中国，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意思是：中华文明早就有能力自立，不需依赖外来的信仰体系。
他言辞激烈，甚至提出要把佛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并不是因为他“仇恨一切外来文化”，而是在当时情境下担心皇帝崇奉佛骨，会带来政治、社会、伦理层面的动摇。他指出佛“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这是从制度与价值层面对异质文明提出忧虑。韩昌黎眼中唐宪宗奉迎佛骨的行为，就是在“举异质文化凌驾于中华文化之上”，而他自己则是有着捍卫儒家传统伦理道德的自觉，自居为华夏文化的守护者与卫道者，这是从他的原文中不难体会到的。
当年的韩昌黎，面对国家上层主动奉迎外国文化，并将之凌驾于本国文明之上的行为深恶痛绝，而唐宪宗以皇帝之尊亲迎佛骨，更是将儒家知识分子的价值观狠狠地践踏。然而当时的百官士人之中，像韩昌黎一样有着强烈民族自尊心与文化自觉的人是少数，奉迎上意，好皇帝所好的人确实多数，当年的悲哀，现在似乎又将可见？
如今情势之下，什么是“佛骨”，谁是“唐宪宗”，谁是”韩昌黎“，而谁又在“举异质文明凌驾于中华文明之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