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农学家董时进在《大公报》上发文：到必要时，我们不妨利用百姓的弱点，用军阀惯用的手段，去榨他们的钱、拉他们的夫。反正我们的百姓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就拉他们上前线去死，尽其所有拿去供军需，他们也不会出一句怨言。
随即，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发文回应：如果这才是救国，那亡国是什么？董先生说的“我们”究竟是谁？董先生是不是“我们”的一个？“他们”又是谁？董先生又是不是“他们”的一个？这样无心肝的“我们”牵着无数的“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的“他们”“上前线去死”，如果这叫做“作战”，我情愿亡国，决不愿学着这种壮语，主张作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