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消灭劳动” 是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唯物史观提出的科学命题。马克思既将劳动界定为人类永恒的积极创造活动，也把它视作应当被超越的消极谋生行为。这一命题不仅直指阶级社会中的异化劳动，更最终指向了人类为生存不得不从事的谋生劳动 —— 异化劳动不过是谋生劳动的历史形态之一，前者的消亡并不意味着 “消灭劳动” 的完成。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与现实双重维度上，清晰区分了劳动与 “自主活动”，而 “消灭私有制” 与 “消灭劳动” 虽有内在关联，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任务。马克思关于 “直接劳动” 的论述，为我们理解谋生劳动向乐生活动的转化提供了关键线索。“消灭劳动” 之所以是唯物史观的必然推论，核心依据正在于科技创新推动下 “自然力替代人力” 的历史趋势不可逆转。当 “人工智能 +” 成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这场智能时代的变革让 “消灭劳动” 不再是经典作家的理论预判，而成为当代社会必须直面的现实课题。
一、问题的提出
“消灭劳动”，这一马克思恩格斯在唯物史观框架下明确提出的命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两个中文版本中留下了鲜明印记 —— 至少有 5 处直接亮出这一主张：“迄今为止的一切革命始终没有触动活动的性质，始终不过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这种活动，不过是在另一些人中间重新分配劳动，而共产主义革命则针对活动迄今具有的性质，消灭劳动”；“这种现象只有通过消灭私有制和消灭劳动本身才能消除”；“无产者，为了实现自己的个性，就应当消灭他们迄今面临的生存条件…… 即消灭劳动”；“现在的问题不在于解放劳动，而在于消灭这种自由的劳动”；“不消灭产生这二者的原因，即不消灭‘劳动’，这一点它是不能做到的”。
这些论述自然引发一连串追问：究竟要 “消灭” 的是什么样的劳动？为何要提出 “消灭劳动”？这一目标又该如何实现？这三个问题既是命题的题中之义，更是马克思主义学者无法回避的理论责任。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劳动范畴的研究汗牛充栋，但对 “消灭劳动” 这一核心命题却显得关注不足。以 “消灭劳动” 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检索，截至 2025 年 10 月，相关中文文献仅 34 篇，其中直接聚焦这一命题的不过 5 篇。
在笔者看来，若说马克思恩格斯时代，“消灭劳动” 还只是唯物史观推导的理论预测，那么在大数据、大模型与深度学习重构生产逻辑的今天，它已成为越来越真切的客观现实。2023 年 2 月，《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明确将人工智能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而新时代提出的 “高质量发展” 任务，本质上正是对这一历史趋势的战略回应。基于此，本文将围绕四个核心议题展开：劳动与异化劳动的辩证关系、谋生劳动向乐生活动的转化、直接劳动与间接劳动的范畴界定，以及科技创新如何推动 “消灭劳动” 成为现实。
二、劳动与异化劳动
要厘清 “消灭劳动” 的内涵，首先得回答一个基础问题：什么是劳动？学界对此的分歧早已不是秘密。苏联学者杰明就曾直言：“学术著作中‘劳动’概念的解释常常含糊不清 —— 有人视其为物质生产活动，有人归之为一切对象性活动，有人限定为生产活动，还有人将其扩展至所有人类活动（包括精神活动）。” 这种多义性让 “劳动” 的边界始终模糊不清。
马克思又是如何定义劳动的？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他给出了清晰阐释：“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 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 年）》中，他更直接点明 “劳动是积极的、创造性的活动”。更重要的是，马克思还赋予劳动 “永恒性”：“劳动过程…… 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
这就产生了一个看似矛盾的问题：既然劳动是 “积极的、创造性的”“永恒的自然条件”，为何马克思恩格斯还要提出 “消灭劳动”？不少人（包括部分马克思主义学者）正因这种形式逻辑的困惑，难以接受这一命题。其实答案很简单：马克思对劳动的把握从来都是辩证的，而非绝对化的。正如杰明所言：“我们不能假定马克思只用唯一一种涵义使用‘劳动’概念，必须回到原文寻找答案。”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劳动的内涵始终随语境变化：一方面是永恒的、积极的人类活动，另一方面则是应当被消灭的、消极的历史形态。这种消极活动，正是经典作家反复批判的 “异化劳动”。编译者在注释中早已明确：马克思所说的 “消灭劳动”，直指 “资本主义私有制统治下的异化劳动”。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异化劳动的剖析堪称深刻 —— 这种劳动让劳动者与产品、与劳动过程、与自身类本质相异化，最终陷入人与人间的对立。在马克思看来，奴隶劳动、徭役劳动、雇佣劳动这类 “令人厌恶的事情”，本质上都是 “外在的强制劳动”，而 “不劳动却是‘自由和幸福’”。难怪他会强调：“现在的问题不在于解放劳动，而在于消灭这种自由的劳动”—— 这里的 “自由劳动”，正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代名词。
可即便如此，仍有学者对 “消灭劳动” 心存疑虑。在市场经济 “天下没有免费午餐” 的认知惯性下，这一命题甚至被视为不合时宜。杰明精准捕捉到这种困惑：“一方面说劳动是人类生活的永恒条件，另一方面又说劳动应当消灭，这难道不是逻辑矛盾？” 但只要跳出形式逻辑的桎梏就会发现，马克思不过是在不同维度使用 “劳动” 概念 —— 既有作为人类本质活动的广义劳动，也有作为历史特定形态的狭义劳动。这种辩证界定，恰恰解开了看似矛盾的症结。
三、谋生劳动与乐生活动
将 “消灭劳动” 中的劳动理解为异化劳动，这是现有研究的共识，但也正是这种共识局限了研究的深度。有学者就认为，异化劳动消亡后 “劳动正义必将成为社会共识”，可这恰恰意味着谋生劳动被赋予了永恒性。在笔者看来，若将谋生劳动排除在 “消灭劳动” 的范畴之外，就没能真正把握这一命题的科学意蕴。
马克思恩格斯的 “消灭劳动”，既指向异化劳动，更最终指向谋生劳动。异化劳动是阶级社会中被剥削的谋生劳动，而谋生劳动的内涵更为宽泛 —— 人类为了生存不得不从事的一切劳动，都可归入此类。问题在于，谋生劳动是否只存在于商品经济社会？原始社会没有商品交换，原始人的狩猎、采集难道就不是谋生劳动？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原始社会低下的生产力，让人们除了睡眠几乎所有时间都要投入劳动，根本没有马克思所说的 “自由时间”。这种劳动即便没有异化，也只能是艰难求生的手段，而非享受。即便到了社会主义阶段，只要科技进步尚未达到最大限度解放人力的程度，劳动就依然摆脱不了 “谋生” 的底色。可见，谋生劳动的范围远超异化劳动，前者包含了阶级社会的异化劳动，也涵盖了无阶级社会中为生存所必需的劳动。
异化劳动的消亡，并不等于 “消灭劳动” 的完成。毕竟，只要劳动仍需作为谋生手段，人类就难以实现 “自由全面发展”。这一点，从 “消灭私有制” 与 “消灭劳动” 的区别中就能看清。马克思恩格斯将二者并列提出，正说明它们既相关又不等价：消灭私有制是消灭异化劳动的前提，但私有制的消亡并不意味着谋生劳动的终结。原始社会没有私有制，却依然存在谋生劳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劳动也仍将在一定时期内承担谋生功能。
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与谋生劳动相对的是 “乐生活动”，这种活动可从三个维度把握：
其一，它是 “自主活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看似 “自主”，实则是 “自主活动的否定形式”—— 劳动者为了生存不得不劳动，劳动本身成了手段而非目的。只有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劳动才能转化为真正的自主活动。
其二，它是 “生活的第一需要”。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描绘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正是 “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当旧分工消亡、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消失，劳动才能真正成为人的内在追求。
其三，它离不开 “自由时间”。马克思对自由时间的重视，甚至受到过一本匿名小册子的启发 —— 那本小册子提出 “财富就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被马克思盛赞为 “精彩的命题”。在他看来，自由时间的增加与 “消灭劳动” 是同一过程的两面：“社会在 6 小时内将生产出必要的丰富产品，所有的人都会有 6 小时‘可以自由支配时间’，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广阔天地。”
控制论创始人诺伯特・维纳在《人有人的用处》中曾提醒人类：要从无聊劳作中解脱，专注于精神世界与创造力的发展。这其实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 “劳动向自主活动的转化”—— 让 “人有人的用处”，让劳动回归人的本质需求。
四、直接劳动与间接劳动
既然 “消灭劳动” 最终指向谋生劳动，那么从谋生劳动到乐生活动的转化，究竟遵循怎样的逻辑？马克思关于 “直接劳动” 的论述，或许能给我们提供关键启发。他在谈到资本主义向未来社会转变时指出：“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 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
马克思所说的 “直接劳动”，首先带有 “强制” 属性。无论是前资本主义的 “直接强制”（如奴隶制、徭役制），还是资本主义的 “间接强制”（如雇佣劳动），本质上都是 “不得不从事” 的劳动。若从广义的 “被迫” 维度理解，一切谋生劳动都属于 “直接劳动”—— 它们都处于 “必然王国” 之内，是人类为了生存必须付出的代价。
同时，“直接劳动” 也等同于 “活劳动”。马克思多次强调，“直接劳动以时间计量”“资本主义生产竭力攫取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就是靠一定的资本物化尽可能多的直接劳动时间”。这种劳动不仅包括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的活劳动，也涵盖了一切商品经济形态中形成价值的人类抽象劳动 —— 只要仍属于谋生范畴，便难逃 “直接劳动” 的界定。
从逻辑上看，“直接劳动” 理应对应 “间接劳动”。尽管马克思未明确使用这一概念，但他的论述已埋下伏笔：“在那种情况下，直接形式的自然必然性消失了；个性的劳动也不再表现为劳动，而表现为活动本身的充分发展；这是因为一种历史形成的需要代替了自然的需要。”
这里的 “历史形成的需要”，正是笔者所说的 “间接劳动”。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概念并非经济学分工理论中的 “间接劳动”，而是作为 “直接劳动” 对立面的乐生活动。当谋生劳动的 “自然必然性” 消失，人类活动便不再是 “被迫的劳动”，而是 “活动本身的充分发展”—— 这种活动不再以生存为目的，而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指向，这正是 “间接劳动” 的核心内涵。
马克思曾说过一句大实话：“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象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 这句话道破了迄今为止劳动的本质 —— 谋生属性让劳动成为一种负担。而 “间接劳动” 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摆脱了这种负担，成为 “内在的必然的需要”。正如杰明所言，马克思将这种丰富个性的活动 “看作更高级的活动”，而非单纯的 “必要劳动”。
五、科技创新与 “消灭劳动”
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时代，“消灭劳动” 还只是唯物史观的理论推演，那么今天，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正在用现实印证这一趋势。从 Alpha Go 击败围棋世界冠军，到 Chat GPT 实现人机自然对话，再到 GPT-5、Claude 3 的迭代升级，短短十年间，人工智能的理解力不断逼近人类，通用人工智能与人形机器人正加速渗透各个领域。
高盛 2023 年的报告显示，全球多达 3 亿个全职工作岗位可能受到 Chat GPT 等人工智能系统的冲击；业内专家预测，未来机器人与人类的比例可能突破 1∶1；Open AI 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甚至直言：“未来人类将不需要工作，因为没有人天生就喜欢工作。” 这些并非危言耸听，而是科技创新推动 “自然力替代人力” 的必然结果 —— 这一趋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最终将颠覆以价值关系为基础的经济法则。
马克思早已预见这一趋势：“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 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 在他看来，“劳动是财富生产的决定因素” 是价值关系存在的前提，而科技进步恰恰在动摇这一前提。一旦 “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资本的历史使命也就完成了。
可即便现实如此，仍有不少人（包括部分马克思主义学者）难以接受 “消灭劳动”。他们的困惑在于：科技创新本身也是劳动的产物，若劳动被 “消灭”，社会发展难道要靠 “上帝推动”？这种疑问看似有理，实则陷入了非此即彼的误区 —— 要么 “自然力百分之百替代人力”，要么 “社会发展依赖人力”。
其实，科技创新与 “消灭劳动” 的关系本就辩证：人类实践推动科技进步，而科技进步又反过来用自然力压缩、排挤甚至替代人力。这种替代不是局部的、暂时的，而是全面的、持续的。之前的科技革命只是延伸和替代人的身体器官，而人工智能正在替代人类的脑力劳动，基因编辑技术更在改变人类自身。即便人工智能会创造新岗位，但理论与实证都表明，新岗位的数量远不足以对冲被消灭的旧岗位 —— 外卖、快递等新兴行业曾吸纳大量劳动力，可如今这些行业也正面临人工智能的替代冲击。
问题的关键在于，“自然力替代人力” 从来不是百分之百的绝对替代，而是比例变化引发的性质变革 —— 这正是辩证法的精髓。就像从猿到人的进化，人性的增加与兽性的减少并非 “非此即彼”，而是比例渐变最终导致质的飞跃。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仍有兽性残留，就否认 “人性替代兽性” 的进化趋势；同样，也不能因为自然力无法完全替代人力，就否认 “消灭劳动” 的历史必然性。
人类发展史，本质上就是自然力逐渐替代人力、不断 “消灭劳动” 的历史。农业社会依赖人力与有限畜力，工业社会通过科技利用自然力摆脱 “靠天吃饭”，后工业社会则将通过人工智能让人类获得更多自由时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就乐观预测：“AI 聊天机器人能提高生产力，让我们获得更多幸福感与闲暇时间，一周四天工作制将变得容易实现。”
社会发展当然不能靠 “上帝推动”，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依赖 “人力”。科技创新正在重塑生产方式，也在挑战我们的认知极限。马克思恩格斯的 “消灭劳动” 命题，恰恰为我们提供了认知这一变革的钥匙：未来社会的发展动力，将越来越多地来自科技创新带来的 “自然力”，而非单纯的人力投入。
六、余论
马克思在异化理论中，将劳动视为人的 “类本质”——“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可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劳动便异化为 “维持生存的手段”，成为 “人的异己的本质”，难怪马克思会说人们会 “象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必要区分劳动与乐生活动：前者是谋生的负担，后者是人的内在追求，而 “消灭劳动” 的命题，正是在谋生意义上解读劳动的。
从人的主体地位出发，无论科技如何进步，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消灭人的 “活动”—— 但这并不意味着谋生劳动不会消亡。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碳基生命的人类被硅基生命的智能机器替代的可能性，恐怕不能简单否定。中国科学院院士杨雄里就曾坦言：“并不存在确凿的科学证据可以证明‘人脑智慧是至高无上的’，人工智能全面超越人脑智能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梳理全文，我们可以得出几点核心认识：
经典马克思主义中的劳动具有双重内涵 —— 既是 “积极意义” 上的永恒范畴，也是 “消极意义” 上的历史范畴。形式逻辑看似矛盾的命题，在辩证逻辑中却能得到合理阐释：异化劳动与自由活动的对立统一，正是 “消灭劳动” 的科学依据。
“消灭劳动” 的指向具有层次性：既针对异化劳动，更指向谋生劳动。即便到了社会主义阶段，只要科技尚未充分解放人力，劳动就仍将带有谋生属性。这种谋生劳动不仅存在于商品经济社会，也存在于非商品经济形态（如原始社会）。
乐生活动作为谋生劳动的对立面，有着明确的内涵：它是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的 “自主活动”，是 “生活的第一需要”，也是 “自由时间” 的具体体现。“消灭私有制” 是消灭异化劳动的前提，但与 “消灭劳动” 并非同一回事，二者承担着不同的历史任务。
马克思的 “直接劳动” 范畴，为理解谋生劳动向乐生活动的转化提供了关键线索。一切谋生劳动都属于 “必然王国” 的 “直接劳动”，而笔者引申出的 “间接劳动”，则对应 “自由王国” 的乐生活动 —— 正是这种本质区别，让马克思恩格斯旗帜鲜明地提出 “消灭劳动”。
智能时代的到来，让 “消灭劳动” 从理论预测变成了客观趋势。“劳动消灭劳动” 的辩证法，正在被 “人工智能 +” 的新质生产力不断印证。面对这一趋势，学界需要具备理论前瞻性与科学预见性，而生产关系如何适应这一变革，则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消灭劳动” 是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唯物史观提出的科学命题。马克思既将劳动界定为人类永恒的积极创造活动，也把它视作应当被超越的消极谋生行为。这一命题不仅直指阶级社会中的异化劳动，更最终指向了人类为生存不得不从事的谋生劳动 —— 异化劳动不过是谋生劳动的历史形态之一，前者的消亡并不意味着 “消灭劳动” 的完成。马克思恩格斯在历史与现实双重维度上，清晰区分了劳动与 “自主活动”，而 “消灭私有制” 与 “消灭劳动” 虽有内在关联，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任务。马克思关于 “直接劳动” 的论述，为我们理解谋生劳动向乐生活动的转化提供了关键线索。“消灭劳动” 之所以是唯物史观的必然推论，核心依据正在于科技创新推动下 “自然力替代人力” 的历史趋势不可逆转。当 “人工智能 +” 成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这场智能时代的变革让 “消灭劳动” 不再是经典作家的理论预判，而成为当代社会必须直面的现实课题。
一、问题的提出
“消灭劳动”，这一马克思恩格斯在唯物史观框架下明确提出的命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两个中文版本中留下了鲜明印记 —— 至少有 5 处直接亮出这一主张：“迄今为止的一切革命始终没有触动活动的性质，始终不过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这种活动，不过是在另一些人中间重新分配劳动，而共产主义革命则针对活动迄今具有的性质，消灭劳动”；“这种现象只有通过消灭私有制和消灭劳动本身才能消除”；“无产者，为了实现自己的个性，就应当消灭他们迄今面临的生存条件…… 即消灭劳动”；“现在的问题不在于解放劳动，而在于消灭这种自由的劳动”；“不消灭产生这二者的原因，即不消灭‘劳动’，这一点它是不能做到的”。
这些论述自然引发一连串追问：究竟要 “消灭” 的是什么样的劳动？为何要提出 “消灭劳动”？这一目标又该如何实现？这三个问题既是命题的题中之义，更是马克思主义学者无法回避的理论责任。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劳动范畴的研究汗牛充栋，但对 “消灭劳动” 这一核心命题却显得关注不足。以 “消灭劳动” 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检索，截至 2025 年 10 月，相关中文文献仅 34 篇，其中直接聚焦这一命题的不过 5 篇。
在笔者看来，若说马克思恩格斯时代，“消灭劳动” 还只是唯物史观推导的理论预测，那么在大数据、大模型与深度学习重构生产逻辑的今天，它已成为越来越真切的客观现实。2023 年 2 月，《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明确将人工智能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而新时代提出的 “高质量发展” 任务，本质上正是对这一历史趋势的战略回应。基于此，本文将围绕四个核心议题展开：劳动与异化劳动的辩证关系、谋生劳动向乐生活动的转化、直接劳动与间接劳动的范畴界定，以及科技创新如何推动 “消灭劳动” 成为现实。
二、劳动与异化劳动
要厘清 “消灭劳动” 的内涵，首先得回答一个基础问题：什么是劳动？学界对此的分歧早已不是秘密。苏联学者杰明就曾直言：“学术著作中‘劳动’概念的解释常常含糊不清 —— 有人视其为物质生产活动，有人归之为一切对象性活动，有人限定为生产活动，还有人将其扩展至所有人类活动（包括精神活动）。” 这种多义性让 “劳动” 的边界始终模糊不清。
马克思又是如何定义劳动的？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他给出了清晰阐释：“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 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 年）》中，他更直接点明 “劳动是积极的、创造性的活动”。更重要的是，马克思还赋予劳动 “永恒性”：“劳动过程…… 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
这就产生了一个看似矛盾的问题：既然劳动是 “积极的、创造性的”“永恒的自然条件”，为何马克思恩格斯还要提出 “消灭劳动”？不少人（包括部分马克思主义学者）正因这种形式逻辑的困惑，难以接受这一命题。其实答案很简单：马克思对劳动的把握从来都是辩证的，而非绝对化的。正如杰明所言：“我们不能假定马克思只用唯一一种涵义使用‘劳动’概念，必须回到原文寻找答案。”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劳动的内涵始终随语境变化：一方面是永恒的、积极的人类活动，另一方面则是应当被消灭的、消极的历史形态。这种消极活动，正是经典作家反复批判的 “异化劳动”。编译者在注释中早已明确：马克思所说的 “消灭劳动”，直指 “资本主义私有制统治下的异化劳动”。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异化劳动的剖析堪称深刻 —— 这种劳动让劳动者与产品、与劳动过程、与自身类本质相异化，最终陷入人与人间的对立。在马克思看来，奴隶劳动、徭役劳动、雇佣劳动这类 “令人厌恶的事情”，本质上都是 “外在的强制劳动”，而 “不劳动却是‘自由和幸福’”。难怪他会强调：“现在的问题不在于解放劳动，而在于消灭这种自由的劳动”—— 这里的 “自由劳动”，正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代名词。
可即便如此，仍有学者对 “消灭劳动” 心存疑虑。在市场经济 “天下没有免费午餐” 的认知惯性下，这一命题甚至被视为不合时宜。杰明精准捕捉到这种困惑：“一方面说劳动是人类生活的永恒条件，另一方面又说劳动应当消灭，这难道不是逻辑矛盾？” 但只要跳出形式逻辑的桎梏就会发现，马克思不过是在不同维度使用 “劳动” 概念 —— 既有作为人类本质活动的广义劳动，也有作为历史特定形态的狭义劳动。这种辩证界定，恰恰解开了看似矛盾的症结。
三、谋生劳动与乐生活动
将 “消灭劳动” 中的劳动理解为异化劳动，这是现有研究的共识，但也正是这种共识局限了研究的深度。有学者就认为，异化劳动消亡后 “劳动正义必将成为社会共识”，可这恰恰意味着谋生劳动被赋予了永恒性。在笔者看来，若将谋生劳动排除在 “消灭劳动” 的范畴之外，就没能真正把握这一命题的科学意蕴。
马克思恩格斯的 “消灭劳动”，既指向异化劳动，更最终指向谋生劳动。异化劳动是阶级社会中被剥削的谋生劳动，而谋生劳动的内涵更为宽泛 —— 人类为了生存不得不从事的一切劳动，都可归入此类。问题在于，谋生劳动是否只存在于商品经济社会？原始社会没有商品交换，原始人的狩猎、采集难道就不是谋生劳动？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原始社会低下的生产力，让人们除了睡眠几乎所有时间都要投入劳动，根本没有马克思所说的 “自由时间”。这种劳动即便没有异化，也只能是艰难求生的手段，而非享受。即便到了社会主义阶段，只要科技进步尚未达到最大限度解放人力的程度，劳动就依然摆脱不了 “谋生” 的底色。可见，谋生劳动的范围远超异化劳动，前者包含了阶级社会的异化劳动，也涵盖了无阶级社会中为生存所必需的劳动。
异化劳动的消亡，并不等于 “消灭劳动” 的完成。毕竟，只要劳动仍需作为谋生手段，人类就难以实现 “自由全面发展”。这一点，从 “消灭私有制” 与 “消灭劳动” 的区别中就能看清。马克思恩格斯将二者并列提出，正说明它们既相关又不等价：消灭私有制是消灭异化劳动的前提，但私有制的消亡并不意味着谋生劳动的终结。原始社会没有私有制，却依然存在谋生劳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阶段，劳动也仍将在一定时期内承担谋生功能。
在马克思主义语境中，与谋生劳动相对的是 “乐生活动”，这种活动可从三个维度把握：
其一，它是 “自主活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看似 “自主”，实则是 “自主活动的否定形式”—— 劳动者为了生存不得不劳动，劳动本身成了手段而非目的。只有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劳动才能转化为真正的自主活动。
其二，它是 “生活的第一需要”。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描绘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正是 “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当旧分工消亡、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消失，劳动才能真正成为人的内在追求。
其三，它离不开 “自由时间”。马克思对自由时间的重视，甚至受到过一本匿名小册子的启发 —— 那本小册子提出 “财富就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被马克思盛赞为 “精彩的命题”。在他看来，自由时间的增加与 “消灭劳动” 是同一过程的两面：“社会在 6 小时内将生产出必要的丰富产品，所有的人都会有 6 小时‘可以自由支配时间’，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广阔天地。”
控制论创始人诺伯特・维纳在《人有人的用处》中曾提醒人类：要从无聊劳作中解脱，专注于精神世界与创造力的发展。这其实正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 “劳动向自主活动的转化”—— 让 “人有人的用处”，让劳动回归人的本质需求。
四、直接劳动与间接劳动
既然 “消灭劳动” 最终指向谋生劳动，那么从谋生劳动到乐生活动的转化，究竟遵循怎样的逻辑？马克思关于 “直接劳动” 的论述，或许能给我们提供关键启发。他在谈到资本主义向未来社会转变时指出：“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 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
马克思所说的 “直接劳动”，首先带有 “强制” 属性。无论是前资本主义的 “直接强制”（如奴隶制、徭役制），还是资本主义的 “间接强制”（如雇佣劳动），本质上都是 “不得不从事” 的劳动。若从广义的 “被迫” 维度理解，一切谋生劳动都属于 “直接劳动”—— 它们都处于 “必然王国” 之内，是人类为了生存必须付出的代价。
同时，“直接劳动” 也等同于 “活劳动”。马克思多次强调，“直接劳动以时间计量”“资本主义生产竭力攫取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就是靠一定的资本物化尽可能多的直接劳动时间”。这种劳动不仅包括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的活劳动，也涵盖了一切商品经济形态中形成价值的人类抽象劳动 —— 只要仍属于谋生范畴，便难逃 “直接劳动” 的界定。
从逻辑上看，“直接劳动” 理应对应 “间接劳动”。尽管马克思未明确使用这一概念，但他的论述已埋下伏笔：“在那种情况下，直接形式的自然必然性消失了；个性的劳动也不再表现为劳动，而表现为活动本身的充分发展；这是因为一种历史形成的需要代替了自然的需要。”
这里的 “历史形成的需要”，正是笔者所说的 “间接劳动”。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概念并非经济学分工理论中的 “间接劳动”，而是作为 “直接劳动” 对立面的乐生活动。当谋生劳动的 “自然必然性” 消失，人类活动便不再是 “被迫的劳动”，而是 “活动本身的充分发展”—— 这种活动不再以生存为目的，而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指向，这正是 “间接劳动” 的核心内涵。
马克思曾说过一句大实话：“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象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 这句话道破了迄今为止劳动的本质 —— 谋生属性让劳动成为一种负担。而 “间接劳动” 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摆脱了这种负担，成为 “内在的必然的需要”。正如杰明所言，马克思将这种丰富个性的活动 “看作更高级的活动”，而非单纯的 “必要劳动”。
五、科技创新与 “消灭劳动”
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时代，“消灭劳动” 还只是唯物史观的理论推演，那么今天，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正在用现实印证这一趋势。从 Alpha Go 击败围棋世界冠军，到 Chat GPT 实现人机自然对话，再到 GPT-5、Claude 3 的迭代升级，短短十年间，人工智能的理解力不断逼近人类，通用人工智能与人形机器人正加速渗透各个领域。
高盛 2023 年的报告显示，全球多达 3 亿个全职工作岗位可能受到 Chat GPT 等人工智能系统的冲击；业内专家预测，未来机器人与人类的比例可能突破 1∶1；Open AI 首席执行官萨姆・奥尔特曼甚至直言：“未来人类将不需要工作，因为没有人天生就喜欢工作。” 这些并非危言耸听，而是科技创新推动 “自然力替代人力” 的必然结果 —— 这一趋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最终将颠覆以价值关系为基础的经济法则。
马克思早已预见这一趋势：“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 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 在他看来，“劳动是财富生产的决定因素” 是价值关系存在的前提，而科技进步恰恰在动摇这一前提。一旦 “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资本的历史使命也就完成了。
可即便现实如此，仍有不少人（包括部分马克思主义学者）难以接受 “消灭劳动”。他们的困惑在于：科技创新本身也是劳动的产物，若劳动被 “消灭”，社会发展难道要靠 “上帝推动”？这种疑问看似有理，实则陷入了非此即彼的误区 —— 要么 “自然力百分之百替代人力”，要么 “社会发展依赖人力”。
其实，科技创新与 “消灭劳动” 的关系本就辩证：人类实践推动科技进步，而科技进步又反过来用自然力压缩、排挤甚至替代人力。这种替代不是局部的、暂时的，而是全面的、持续的。之前的科技革命只是延伸和替代人的身体器官，而人工智能正在替代人类的脑力劳动，基因编辑技术更在改变人类自身。即便人工智能会创造新岗位，但理论与实证都表明，新岗位的数量远不足以对冲被消灭的旧岗位 —— 外卖、快递等新兴行业曾吸纳大量劳动力，可如今这些行业也正面临人工智能的替代冲击。
问题的关键在于，“自然力替代人力” 从来不是百分之百的绝对替代，而是比例变化引发的性质变革 —— 这正是辩证法的精髓。就像从猿到人的进化，人性的增加与兽性的减少并非 “非此即彼”，而是比例渐变最终导致质的飞跃。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仍有兽性残留，就否认 “人性替代兽性” 的进化趋势；同样，也不能因为自然力无法完全替代人力，就否认 “消灭劳动” 的历史必然性。
人类发展史，本质上就是自然力逐渐替代人力、不断 “消灭劳动” 的历史。农业社会依赖人力与有限畜力，工业社会通过科技利用自然力摆脱 “靠天吃饭”，后工业社会则将通过人工智能让人类获得更多自由时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就乐观预测：“AI 聊天机器人能提高生产力，让我们获得更多幸福感与闲暇时间，一周四天工作制将变得容易实现。”
社会发展当然不能靠 “上帝推动”，但这并不意味着必须依赖 “人力”。科技创新正在重塑生产方式，也在挑战我们的认知极限。马克思恩格斯的 “消灭劳动” 命题，恰恰为我们提供了认知这一变革的钥匙：未来社会的发展动力，将越来越多地来自科技创新带来的 “自然力”，而非单纯的人力投入。
六、余论
马克思在异化理论中，将劳动视为人的 “类本质”——“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可自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劳动便异化为 “维持生存的手段”，成为 “人的异己的本质”，难怪马克思会说人们会 “象逃避鼠疫那样逃避劳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必要区分劳动与乐生活动：前者是谋生的负担，后者是人的内在追求，而 “消灭劳动” 的命题，正是在谋生意义上解读劳动的。
从人的主体地位出发，无论科技如何进步，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消灭人的 “活动”—— 但这并不意味着谋生劳动不会消亡。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碳基生命的人类被硅基生命的智能机器替代的可能性，恐怕不能简单否定。中国科学院院士杨雄里就曾坦言：“并不存在确凿的科学证据可以证明‘人脑智慧是至高无上的’，人工智能全面超越人脑智能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梳理全文，我们可以得出几点核心认识：
经典马克思主义中的劳动具有双重内涵 —— 既是 “积极意义” 上的永恒范畴，也是 “消极意义” 上的历史范畴。形式逻辑看似矛盾的命题，在辩证逻辑中却能得到合理阐释：异化劳动与自由活动的对立统一，正是 “消灭劳动” 的科学依据。
“消灭劳动” 的指向具有层次性：既针对异化劳动，更指向谋生劳动。即便到了社会主义阶段，只要科技尚未充分解放人力，劳动就仍将带有谋生属性。这种谋生劳动不仅存在于商品经济社会，也存在于非商品经济形态（如原始社会）。
乐生活动作为谋生劳动的对立面，有着明确的内涵：它是马克思恩格斯强调的 “自主活动”，是 “生活的第一需要”，也是 “自由时间” 的具体体现。“消灭私有制” 是消灭异化劳动的前提，但与 “消灭劳动” 并非同一回事，二者承担着不同的历史任务。
马克思的 “直接劳动” 范畴，为理解谋生劳动向乐生活动的转化提供了关键线索。一切谋生劳动都属于 “必然王国” 的 “直接劳动”，而笔者引申出的 “间接劳动”，则对应 “自由王国” 的乐生活动 —— 正是这种本质区别，让马克思恩格斯旗帜鲜明地提出 “消灭劳动”。
智能时代的到来，让 “消灭劳动” 从理论预测变成了客观趋势。“劳动消灭劳动” 的辩证法，正在被 “人工智能 +” 的新质生产力不断印证。面对这一趋势，学界需要具备理论前瞻性与科学预见性，而生产关系如何适应这一变革，则有待进一步深入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