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迅作品的黑暗面》一文中，夏济安仔细地分析了鲁迅的一本独特且难懂的作品——《野草》，还有《朝花夕拾》以及鲁迅在去世前所写的一两篇杂文，重点着墨的是死亡及梦魇的重压。通过有关死亡的讨论，夏济安突出了鲁迅著作中的黑暗面，那是一种无法摆脱传统的悲哀。
在《写在〈坟〉的后面》中，鲁迅提到“自己却正苦于背了这些古老的鬼魂，摆脱不开，时常感到一种使人气闷的沉重”，具体地指向了自己尝试以白话文进行创作时、受到的文言文的干扰，但其实是整个中国古旧传统的文化，也就是鲁迅所说的“因袭的重担”，就是鲁迅所背负的“古老的鬼魂”。
正如夏济安所说，这就是把肩负着“黑暗的闸门”的巨人完全压倒的写照，也构成了鲁迅作品的黑暗面。这是一个很有启发性的观点，让我们得以全盘审视鲁迅的整个文学生命。
曾几何时，鲁迅向我们展示过光明的一面，那是他最初“弃医学文”的时候。尽管年少时的家道中落和父亲的病，迫使他在母亲哭声中走异路，但那时候的鲁迅是积极的，在江南陆师学堂看《天演论》，到日本去学西医，准备回国救治人们的身体，然后是更崇高地弃医学文，办志、发表文章和翻译小说，要拯救国人的灵魂。
纵然他始终没有正式加入革命，他那著名的“早期五篇论文”，即使以“古老的鬼魂”文言文写成，但里面的精神是活的，歌颂的是摩罗诗人“先觉之声”，寻求的是“精神界之战士””，意归在反抗。而鲁迅自己早在21岁时就已作好伟大的准备：“我以我血荐轩辕”。这种必无反顾的声音是何等的激昂振奋。
可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对于这颓唐起来的鲁迅，我们熟悉的是他抄碑帖去消磨光阴、等待死亡的故事。从这时候开始，他那“黑暗面”已完全形成了。
当然，鲁迅不久便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健将，成为勇猛的斗士，但不能忘记的是他重新投入战斗背后的理念：那著名的铁屋子。
他是这样去描述这铁屋子的：那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虽然他最后还是接受了“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的说法，但他的思想已跟从前很不一样，他感到重压着他的是“黑暗的闸门”。
鲁迅的第一本文集题为《坟》，感伤于“逝去，逝去，一切一切，和光阴一同早逝去，在逝去，在逝去，要逝去了”，而小说创作也从最初为了“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将，使他不惮于前驱”而“呐喊几声”，很快便变成“荷戟独彷徨”的天地间一卒。
另一方面，我们在《野草》里还见到另一个意象不断地出现，即“梦”的意象：“我梦见自己在冰山间奔驰”“我梦见自己在隘巷中行走”“我梦见自己躺在床上”“我梦见自己正和墓碣对立”，甚至“我梦见自己在做梦”等等，因为他年轻时的慷慨激昂都已经变成了梦，这早在《呐喊》的自序里已说出来了。
但《野草》里有关“梦”的文章都是发表在1924～1926年间，也就是人们革命热情亢奋高涨的所谓“大革命时期”，只是鲁迅却认为“这所谓大，并不一定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这又是死亡的重压，其黑暗面是明显的。
由此，我们也实在觉得钱杏邨（1900～1977）在1928～1929年的革命文学论争期间，批评鲁迅及其《野草》的说法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冷气逼人，阴森森如入古道，不是苦闷的人生，就是灰暗的命运；不是残忍的杀戮，就是社会的敌意；不是希望的死亡，就是人生的毁灭；不是精神的杀戮，就是梦幻的崇拜；不是咒诅人类应该同归于尽，就是说明人的恶鬼与野兽化。

可以想象，1927年“四一二”事件对鲁迅所造成的打击和负面影响有多大。从早年就服膺进化论的鲁迅，也不禁对青年人怀疑起来：“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给我十刀，我只还他一箭。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毀，后来便时常用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
革命对鲁迅来说只是“血的游戏”，而且是“看不见这出戏的收场”。最后他只能说：“我眼前所见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颓唐，此后能不创作，尚在不可知之数。”
普遍认同的是，在经历过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后，鲁迅因为被创造社成员“挤”着去看了马列著作，思想起了变化，明白了那些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的一大堆、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走向了左翼文学的阵营。但必须强调，鲁迅愿意加入左联，在态度和精神上与那肩负黑暗的闸门的巨人是一致的。有人说：鲁迅当时自身也没有自由，却参加发起了“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难免被人当作踏脚的“梯子”。
然而对于作为梯子，原来鲁迅是欣然接受的：“…假如后起诸公，真能由此爬得更高，则我之被踏，又何足惜。中国之可作梯子者，其实除我之外，已无几了…但愿有英俊出于中国之心，终于未死…”显然，无论是作为梯子还是要去肩负大闸门，鲁迅都是要把自己的力量奉献出来，给与年青人更美好的将来。
不过，在他选择了走向左翼政治的圈子内之后，他的文学生命便完全改变了——早有人指出，鲁迅的创作生涯到1926年便完结了。这是因为他的创作已经跟政治挂钩，而且那是异常狭隘的党的政治。
在革命文学论争的初期，他还在苦口婆心地教训那些激进的无产阶级或革命文学作家，但在1930年以后，我们再也见不到类近的说法了，大量出现的只是“匕首”、“投枪”、“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属于“社会论文”的杂文或杂感。
应该同意：1930年代的鲁迅，确是努力地跟随着党的路线的——或者说，他愿意跟随他所信任的党的代表所说的话。只要看看冯雪峰在《回忆鲁迅》中所描述的“怎样可以说服鲁迅跟随他的意思去写文章”，又或是看看“鲁迅跟瞿秋白在翻译问题上的分歧——但在瞿秋白再次回信、坚持意见后便不再响应”，便可以见到他的确是尊重党的意见的。
即使在左联后期，鲁迅对于周扬等人很不满，甚至受到了来自“同道中人”的背后攻击，他也只是在私人信件中发一下牢骚，直到徐懋庸(1911～1977)在“两个口号”的问题上写信过来后，他才第一次发表公开信、批评那些自称代表党的人物，但他在公开信仍然强调“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
因此可以肯定，从左翼政治来说这是光明的，但这些都不是鲁迅要抒发的个人感情。当鲁迅要真正表达自己的思想时，那黑暗面便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
除了夏济安所指称鲁迅去世前所写有关死亡的几篇文章外，在整个1930年代，鲁迅所写抒发自我感情的，便只有《为了忘却的记念》等三两篇，另外就是不自禁地用上“古老的鬼魂”所写的旧体诗，诸如《悼杨铨》，但这些表达丰富个人情感的作品、都很不幸地是悼亡之作，也还是环绕着死亡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