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手表是我的另一种心理策略,我其实并不会在比赛中一直关注时间,也不太看重比赛究竟过了多久,因为如果想知道比赛何时结束,需要准确计算伤停补时的时间,这可太难了。但有一个关键点不容忽视——最关心比赛何时结束的是对手,而不是我们。看到我指手表时,对方一定会疑惑,不是明明还有10多分钟才能听到终场哨响吗?每个人都知道曼联在最后几分钟经常能打入制胜球,因此当曼联的对手看到我一直在指手表后,他们会加强防守,时刻准备迎接曼联狂风暴雨般的进攻。

如果球员的心理有起伏,我可以通过他们的眼神捕捉。毕竟每个人都年轻过,因此我会从球员的角度思考问题。你做了某件事,在等待接受惩罚,这时你是什么心情?你会想“教练会对我说什么”,或者“我爸爸会怎么说”。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让我接下来说的话,尽可能影响到球员。比如我会换位思考,当我在球员这个年纪时,什么样的谈话方式会让我终生难忘且受益呢?
本质上来讲,所有球员都想站在球场上。而教练的优势在于你可以剥夺他们的这项权利,这就让你抓住了球员的命门。这可是主教练的所有手段中,最具有威慑力的一项。
在圣米伦,当我和弗兰克·麦克加维发生争执后,我一直在告诉他,“你永远都别想出场了”。他相信了这句话,至少在冲突之后的三周里他对此都信以为真。最终他服软了,并且祈求我再给他一次机会。在合约在身时,弗兰克固执地认为,他能否上场完全由我说了算。
人们不停地谈论着我擅长心理战术,每当我公开发表一番言论后,就会有很多分析师开始仔细研究我话中是否隐藏着别的意思。实话实说,98%的时间里,我都是有一说一。但心理施压这种东西是有用的,每个人都会有心理弱点,哪怕那些只是迷信。

2010年,一位女士在海多克赛马大会上对我说:“电视上的你总是一脸严肃,但现在却很和蔼。”
我告诉她:“对待工作时不就应该严肃一些吗?我的工作需要我集中全部注意力,我要确保自己的一切想法是对球员有利有益的,我不能犯错。我不记笔记,也不依赖视频,同时我还得保证自己完全正确。足球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行业,我不能犯错。”
其实,我也犯过很多错误。在对阵多特蒙德的欧冠半决赛中,我坚信彼得·舒梅切尔犯了一个低级失误,那时我还没戴眼镜,彼得试图向我解释说那个球有折射。
“折射个屁!别扯了!”我大吼,“根本没有折射!”
后来我看视频回放时,发现皮球的运行轨迹的确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从那之后我就开始戴眼镜在场边观战了。我不能再犯这种令自己陷入尴尬的错误,就如同你问后卫“你为什么要造越位”,他的回复是“我没有故意造越位啊”。总之你必须对你的问题有十足的把握才可以。
另外,我认为不能让球员轻易察觉到你束手无策,如果你在专业问题的判断上产生偏差,久而久之,你的队员就会对你失去信心。作为教练,必须时刻在这种事情上保持高水准的判断,你对球员说的话也要准确无误。不过,也不是任何时候都要准确判断,偶尔预测一下未来也挺有趣。比如我经常和球员一起猜测对手的首发阵容。有一天晚上,我像往常一样对欧冠对手的首发名单做出了预测。结果他们首发名单出来后,穆伦斯丁对我说:“老板,你猜错了6个位置。”
我愣住了,然后找到一个掩饰尴尬的办法——愤怒。“看见了吗?”我对球员大声吼道,“他们分明没把我们放在眼里!居然认为替补球员就足以从我们手里获得一场胜利!”

我也会公开批评我的球队,但我从不会在赛后当着媒体记者的面指责某个球员。我认为球迷有权利知道我对球队的整体表现不满意,但他们不必了解在主教练看来究竟哪个球员没有发挥好。

有时候冷处理比发脾气更奏效。2010年纳尼在维拉公园被罚下后,他一直偷偷看我,期望在我这里找到一丝安慰,但我置之不理,让他自己消化。
我知道伤人不是他的本意。记者提及这个问题时,我称纳尼的行为很“幼稚”,他不是一个恶劣的球员,但这的确是一次双脚离地的铲球,理应被罚下。我说得很直接,这样不会给纳尼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我只提到他铲球时犯了一个错误,但我们都是人,都会犯错,更何况足球就是一个容易让人“上头”的运动。

人们总是揣测我在和温格打心理战,还总想着激怒他。但其实我不觉得我何时挑衅过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的确有过一些心理博弈的小动作,比如公开对记者说些无关痛痒却又模棱两可的话,因为我知道记者们一定会把这些话列入心理战范畴。
我记得时任阿斯顿维拉主帅布莱恩·里托曾在我们两队交手前,就我此前发表的言论给我打过电话。
“你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他开门见山地问道。
“没什么意思啊。”我感到很困惑。
“你是不是又开始玩心理战那一套了?”布莱恩问我。当他放下电话的时候,很显然,很纠结“他到底想干什么?他到底什么意思?”
让对手在赛前焦躁不安,有时的确会对我们有帮助,但大多数时候,我无需刻意和他们玩心理战,凭实力也同样能解决战斗。换言之,我没有意识到所谓的心理战能起到这么大作用。

我不会让新闻发布会成为我的刑场,我有义务也有责任维护俱乐部的尊严。镇定自若地站在镜头前,尽量掌握全局,对教练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当我推开新闻发布室的大门,需要做好一切心理准备。这时候,我丰富的经验可以帮到我。我记得有一次,周五的赛前发布会之前,我拿到记者列的采访大纲,顺着大纲,我能凭借经验分析出他们究竟想了解什么。我知道有时多家记者会抱团合作,比如他们会和对方说:“接下来你先问那个,然后我马上追问这个。”我能从他们的访谈大纲里读出这一切。另外,面对记者的时候,我浑身所有的机能都会被调动起来。我很喜欢记者问我冗长的问题,因为那样我就有时间思考如何回应。相反,我最害怕特直接的问题,比如:“你为什么这么难过?”
这种直截了当的提问,很难回答。你需要一边组织语言,一边思考,因此往往会说得特别多。到最后,甚至把你的世界观都拿出来和对方分享。如何隐藏队伍的弱点,是一门艺术,也是必须要做到的事情。比如三天后我就有一场比赛,我需要时刻保持警惕不要说漏什么。在新闻发布会上,记者只关心你有没有赢球,并不会关心你的球员如何赢球。
面对记者的第三个要点,是不要给出愚蠢的回答。不过当我被记者反复追问的时候,总会忘记这一点。当然,巧妙地回答问题,并不是一门能立刻掌握的技能,我就花了很长时间才参透其中的精髓。

我的困扰在于,曾经踢中锋的经历让我对球队里的前锋非常苛刻。恕我直言,他们在球场上的想法和判断,以及处理球的方式,甚至不如当年的我。在足球圈,主教练可以有一点点自负的心态,并且将其强加在球员身上。同样,很多球员认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们会成为更好的教练——等他们真的带队了,就能明白这有多难了。
如果我看到前锋没有按照我的思路进攻,我会很生气。这些球员是我的希望所在,看着这群前锋,我会想,你们就是我啊。我能在他们身上看到自己当年的影子。
我在罗伊·基恩、布莱恩·罗布森身上看到了昔日的自己,也在斯科尔斯、尼基·巴特和内维尔兄弟身上看到了一点我以前的影子。一支球队的表现可以折射出他们主帅的性格。曼联最大的特点就是从不轻言放弃,这是非常崇高的信仰,也是值得提倡的足球哲学。我本人就是如此,不管发生什么,都相信自己总能找到解决办法。

我必须说明的是,我们对所有球员都一视同仁,因为我们是曼联,这家俱乐部之所以能在悠长的历史中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靠的就是球员、教练和俱乐部之间无条件的信任和忠诚,从马特·巴斯比爵士在任时就一直如此了,这是曼联的立队之本。

在执教曼联的末期,我决定把更多的权力下放。现在看来,这也是一个明智的选择,而且时机很好,让我能好好享受自己在球队的最后10年,并去追求真正重要的东西——胜利,这才是理解我的能量和精力从何而来的关键。年轻的时候,我可以在前一天晚上出去疯玩,第二天早上6点按时起床训练。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再这么做就变得不切实际了。我必须找到更合理的方式来分配我的能量和精力,并接受这种变化。食物、睡眠,都与这一切息息相关。与生俱来的充沛活力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但它们终有一天会开始消退。
人总会变老,虽然我不愿承认,但事实是我在俱乐部的最后10年已经六七十岁,我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对俱乐部的控制上,我需要让球队保持在一个正常水平上,怀有必胜的信念。通过下放权力,我做到了这一点。同时,我对各种想法和理念都持开放态度,因为我知道我和年轻人处在一个不同的时代。他们的球场不再满是泥泞,再不用穿挤脚的球鞋。很多东西都在进步,不是全部,但大部分是。我从不让媒体影响自己,也不会把精力花在维护媒体关系上。如今,很多主教练挖空心思应对记者,是因为他们总想给媒体提供一些东西。
我的原则是:曼联永远不会惧怕媒体。是的,我们必须沟通,但不是每分钟都沟通,也没必要和他们谈每个故事、每个球员,很多东西是需要保密的。比如不能太公开的球员伤情——你为什么要透露这些信息从而帮助你的对手?我能很好地掌控这部分,并把精力放在更重要的事情上。商业活动,哪怕只是一场晚宴,都要花费你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入生涯末期,我对参加这类活动慎之又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