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的酒文化版图中白酒曾长期处于“底层配角”的位置，而黄酒、果酒、米酒、花酒、奶酒、药酒等发酵类酒水，凭借其正统身份、精致工艺与多元价值，稳居高端饮品之列。其中果酒中的猴儿酒（又称“猿酒”）更被视作稀世珍品，黄酒中以绍兴女儿红最具代表性，就连《西游记》中唐僧饮用的也多是葡萄酒、桑葚酒这类温和果酒，米酒不仅是主流饮品，其衍生的米酒类点心也备受喜爱，直到近现代，白酒才完成华丽转身，超越传统佳酿成为主流。
古代的酒类等级划分，始终围绕“原料珍贵度”与“工艺正统性”展开。古人秉持“民以食为天”的理念，粮食与水果是农耕文明的核心财富，以此酿造的酒自然被视作珍品。黄酒作为历史最悠久的粮食酒，早在商周时期就成为祭祀、宴饮的“国酒”，《诗经》中“祭以清酒”的记载印证了其正统地位。绍兴女儿红更是黄酒中的经典，东晋嵇含所著《南方草木状》（卷下）明确记载：“南人有女数岁，即大酿酒，密封埋于地中……女将嫁，乃发酒，宾客亲族共饮之，谓之女酒。”到宋代时，这种出嫁时取出饮用的陈酿被文人雅士推崇，逐渐形成“生女必酿、嫁女必饮”的民俗。
果酒则以其稀缺性与酸甜口感脱颖而出，汉代葡萄酒已在上流社会流行，青梅酒、荔枝酒、桑葚酒等更是文人诗作中的常客。而猴儿酒能在果酒中独占鳌头，源于其“天然天成”的酿造过程与极致稀缺性——猴子采集野果储存在石缝或树洞里，经自然发酵形成美酒，唐代《朝野佥载》记载其“香气酷烈”，宋代《太平广记》称其“色如琥珀，饮之令人醉卧三日”，非人工所能复制，古人将其视为“天地灵气所化”。值得一提的是，《西游记》中唐僧为朱紫国国王诊病时，特意要求用“葡萄酿的酒”做药引，既符合佛教戒律对“不饮酒”的灵活解读，也暗合唐代西域盛行果酒的历史背景。
米酒作为贯穿各阶层的主流酒，从西周时期就有酿造记载，贵族饮用过滤的清酒，平民饮用浊酒，南宋时岳家桥米酒还成为岳家军的得胜酒。更有趣的是，米酒的衍生价值不止于饮用，其发酵后剩余的酒糟、米浆等，还能制成风味独特的点心：酒糟馒头带着淡淡的米香与酒香，米酿糕甜而不腻，是古代文人雅集时的常见茶点，米香饼则成为日常零食或孩童辅食，丰富了古代的饮食场景。
花酒的情况则更为特殊，它既包含字面意义上的花卉酿造酒，也承载着文化隐喻中的风月场所饮酒含义。作为真实存在的佳酿，唐代的桂醑用桂花与糯米同酿，香气馥郁；清代宫廷御酒莲花白，以白莲花蕊入酒，酒体清澈、味甘醇。民间的花酒则多用茉莉花、菊花等易获取的花卉，直接浸泡在米酒或黄酒中，不仅可饮用，还被赋予药用价值。而在文化隐喻层面，“花酒”逐渐成为狎妓饮酒的委婉说法，《金瓶梅》《九尾龟》等文学作品中多有记载。
奶酒同样占据高端市场，作为“蒙古八珍”之一，它是元朝宫廷与贵族的主要饮品，也是蒙古族敬献贵客的最高礼仪用酒。药酒则在古代拥有独特的重要地位，既是医疗刚需，也是养生珍品与礼仪重器：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记载30余种药酒配方，唐代《备急千金要方》设“酒醴”专章收录80余首药酒方，汉代菊花酒、元代羊羔酒等均为传世养生佳酿。
反观白酒，其雏形是元代从阿拉伯传入蒸馏技术后诞生的“烧酒”“烧刀子”，因度数高、工艺粗糙、价格低廉，成为农夫、士兵等体力劳动者解乏的“粗酒”。清代流传的“黄酒价贵买论升，白酒价贱买论斗”，生动体现了白酒的廉价定位。在古代的社交与礼仪场景中，白酒更是难登大雅之堂，上层社会宴饮以黄酒、果酒为主，祭祀时若用白酒，会被视作敷衍不敬，佛教祭祀中更是明确禁止白酒。
白酒的逆袭始于民国时期，汾酒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斩获甲等金质奖，茅台、泸州老窖等酒坊也通过工艺革新提升了品质。建国后，粮食短缺的国情成为白酒逆袭的关键契机，白酒可用薯干、高粱等非谷物原料酿造，还能通过“液态发酵法”实现工业化量产。更重要的是，白酒高度数带来的强烈酒精刺激感，精准适配了不同人群的需求，成为大众市场中难以替代的饮品。
官方背书与市场运作则彻底确立了白酒的主导地位。1952年首届全国评酒会中，茅台、汾酒、泸州老窖、西凤酒四款白酒入选“四大名酒”。而茅台的脱颖而出，更离不开其精准的营销布局：上世纪70年代起，茅台与中国民航达成合作，为国际航班乘客免费赠送专供酒；在各类重要场合推行“可当场饮用、可携回赠送、可收藏”的灵活策略。80年代后，茅台绑定“国宴用酒”“外交礼品”等标签，完成从“优质白酒”到“民族奢侈品”的跃迁。
相比之下，黄酒、果酒、米酒等传统佳酿则因产业升级滞后、消费场景受限逐渐边缘化。如今，白酒已成为中国酒文化的核心代表，但回望历史，其从“底层粗酒”到“高端珍品”的逆袭，是技术适配、政策红利、市场运作与饮酒者需求偏好的多重结果。那些曾风光无限的传统佳酿，虽已退居次位却仍以独特的风味与文化内涵在酒文化的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古代珍品酒还知哪些否？